有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何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者中间一直有所争论。新“三人团”究竟是成立于何时？是锁定具体地点最重要因素。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第二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2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第三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地点：川黔交界陈福村；
第四个版本：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具体时间及地点不详）。
一、上述四个版本的出处
第一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该版本早见于1983年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注：见1983年2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1985年，《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将“调查报告”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内容原文收入。【注﹕见内部发行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189页。】
第二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2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红军长征新的“三人团”于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仁怀苟坝成立的说法，早见于1984年费侃如（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以下简称《探源》）。此后，党史学界（包括许多有一定影响的资料性工具书）比较普遍采用这一观点。
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黔生主编的《遵义市党史工作志（1981-2011）》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党史学界已普遍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省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成立的。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小组是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成立的。”【注：见该书第206页】
第三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地点：川黔交界陈福村
在2005 年，《近代史研究》 2005 年第 3 期知乎《史苑踏石》专栏刊载了红军长征史学专家、南京政治学院孙果达教授的《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的论文。孙果达提出了红军长征新的“三人团”于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的陈福村这一结论。
文中有这样几段文字：“在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下称小组或三人团）究竞是何时成立的？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以至于学术界一些重要的文章著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辞，有的甚至干脆避而不谈。”
“目前党史学界（包括许多有一定影响的资料性工具书）比较普遍采用的是1984年费侃如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以下简称《探源》）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小组成立的直接背景是打鼓新场风波，成立的时间是193 5年3月12日，地点在苟坝。事实上这一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在鲁班场战役失利之后两天的3月17日，也就是在三渡赤水后与四渡赤水前，地点应该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
2006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会师四川研究文集》收录的马洪武教授2005年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提出了“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在鲁班场战役失利之后两天的3月17日，也就是在三渡赤水后与四渡赤水前，地点应该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这一观点。
《中共党史研究》刊载的《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一段叙述中的：“孙果达考析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的成立问题，对通行多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新‘三人团’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而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迫切需要改变指挥方式。成立时间是在193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新‘三人团’成立前后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作战方式和行动特征发生的显著改变及其影响，客观地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和红军中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惯性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权威的曲折历史过程。”【王继凯：《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75页。】
第四个版本：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
1997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中这样记载：“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的。因此，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更为合理。”【注：见《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211-216页，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
二、史学界对各版本的质疑
第一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原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著名的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被称为遵义会议研究的“活字典”的费侃如先生对“新的红军‘三人团’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就表示质疑。他认为：“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可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理当成立于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之后。注意到朱德取消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是3月11日中午之后才下达的，他认为：“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会在11日之后。”
此后权威资料几乎不引用。
第二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2日，地点：贵州仁怀苟坝。
2005年专门研红军长征历史的史学教授孙果达的《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的论文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文字：“……根据以上理由推断，小组成立的直接背景虽与打鼓新场的争论有关，但决不会是在打鼓新场争论结束之时的3月12日……”。孙教授不是商榷与质疑，而是直接否认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于贵州仁怀苟坝。
此后权威资料谨慎使用，如：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黔生主编的《遵义市党史工作志（1981-2011）》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党史学界已普遍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省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成立的。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小组是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成立的。”
第三个版本：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地点：川黔交界陈福村。
2008年9月，原遵义市委秘书长、市委宣传部部长、贵州红学专家黄先荣以《也谈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与孙果达同志商榷》为题撰文在《遵义》地方刊物发表，提出商榷意见。
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奎松在《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讨论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形成确立时间经过问题的文章。文中对“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地点：川黔交界陈福村”提出商榷意见。
第四个版本：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
针对这一提法，没有得到大多数史学者的认同，由于提出这一意见者没有进一步考证其具体时间与地点，少有其他学者关注此意见。孙果达教授在其发表的《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的文章中也给予了否认。也无权威资料引用。
三、如何看待红军长征中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时间、地点问题？
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期间，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时间、地点问题，原本就是一个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的历史，不仅靠研究者对各种间接史料在合理分析的基础上大胆推测出来去做判断，而且还须需根据判断，深入史发地点实地考察调研和采访当地亲历者、知情人，力求去伪寻真还原史实。
比如：马洪武教授和孙果达教授提出的“陈福村会议”问题，首先就把地名就搞错了。三渡赤水战事波及区域内的贵州茅台镇和四川水口乡（今茅溪镇）历史以来就没有“陈福村”这个地名。但“陈福村”是怎么来的？要相信一点，这绝对不是两个教授凭空想出来，如果是凭空想象，也不会那么神奇的想到同一个名字，结果只有一个：他们两人考证参考时用了同一个人或者同出一处的历史资料，而且这个历史资料也把地名弄错了。仔细查阅资料分析研究的确如此，两人参考的历史资料皆为当时中央军委主管全军通讯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
伍云甫的长征日记节录：【《伍云甫日记》（1934年10月8日-1936年10月30日）（1935年3月17日-3月3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86页。】三渡赤水后于3月17日早晨5点左右到陈福村后“原地休息”，此后遭轰炸。3月18日“由陈福村附近出发，行五里即在树林下大休息。十八时继续前进”。可见军委在17日凌晨至18日18时在陈福村及其附近住了两天。19日七时出发，“在水田附近大休息”。20日“在原地休息”。21日“十八时到九溪口，乘船渡河”。22日“驻下寨”。23日“七时由下寨出发，在桃竹坝附近的大石洞休息数小时”。24日“是日在邱家村附近大休息”。25日“大休息两次”。27日“自干溪出发，在横井大休息”。28日“在老木孔大休息”。29日“下午驻大兰头”。30日“上午驻大兰头”，“十四时出发”。31日南渡乌江：“过浮桥至牛场宿营。”
该日记对3月17日至3月18日两天的记录中三处提及“陈福村”。
“陈福村”就是陈胡屯
伍云甫的长征日记中，3月17日至3月18日两天记录三处提及“陈福村”，那“陈福村”究竟在什么地方？
根据《朱德军事文选》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之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红军三渡赤水时，朱德签发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史料称“军委令”，电文如下：
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敌情另告。
（二）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三）为此，各兵团于今明两天渡河，动作应如次：
１、干部团应于今十七时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先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陈、宋并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该团并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四时至五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
２、一军团应从今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
３、军委应从今二十二时起至二十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
４、三军团应从今二十四时起至明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
５、第五军团应从明五时至七时止渡完，当开往茅台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津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该军团并于明四时前接任干部团掩护渡河的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
６、第九军团应从明九时至十一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
（四）诸兵团都应依据上定渡河时间计算其现地行程出发，于渡河前半小时开到茅台附近，并派参谋长到渡河司令员处接受渡河指示。
（五）各兵团应将渡河后到达地点电告军委。
（六）我率军委于今二十一时半到茅台（九军团洪团长所率之两个连已随我们行动）。
根据家住陈胡屯垴垴附近肖清儒（93岁）老人介绍：1935年，他虽只7岁，但飞机轰炸他老家长坝槽以及附近的陈胡屯时，他还依稀记得，长大后，他父亲经常给他提起红军长征驻扎陈胡屯、长坝槽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死了不少红军的故事。1956年，二十七岁的他已是长坝槽和平小学的校长。他一直将牺牲在陈胡屯垴垴就地堆埋的红军战士牵挂在心里，他便和时任庙林小学校长戴守诚商定，组织两校教师和部分学生，准备在牺牲红军集中掩埋地——陈胡屯垴垴丫口处（万人坑）挖掘红军遗骸，修建红军坟。
戴校长和老师们从庙林小学抬着一块写有“红军烈士墓，庙林小学、和平小学全体师生敬立”的木碑来到万人坑，却发现四五米深的万人坑已长满刺草，师生难以下去，而且担心天长日久，坑内土层太厚，挖掘难度太大。就在大家进退两难时，当地老农郑树林、郑老四、胡佐彬来到现场，建议师生们先到陈胡屯坡下挖掘牺牲红军遗骸。据他介绍，当年在空袭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在贵州地界陈胡屯脚脚警戒的红军牺牲不少，大部队隐蔽在四川地界的陈胡屯垴垴，牺牲得更多。在陈胡屯脚脚的，是胡佐彬等人掩埋，堆了几个土坟，土堆得很薄。牺牲在陈胡屯垴垴的，就是郑树林、郑老四等人就地集中掩埋在一块低洼的干田里。具体掩埋了多少个，大家也记不清，只感觉是很多，当地人便从此称这里为“万人坑”，这块田也从此再没有耕种，渐渐地，这里就刺草丛生。
于是，老师们就抬着木碑，来到相距300米的陈胡屯脚脚。当时陈胡屯脚脚的学生大多在四川的和平小学读书，家长们对四川老师重建红军坟的工作非常支持。大家一起挖找红军遗骸，很快就挖出了许多骨头，还有一些枪支弹壳（已上交）。再在附近的竹林旁选了一个适合的地点，挖了一个土坑，将收集的红军遗骸小心摆放在土坑里进行掩埋，并用土石砌成了一所简易的坟墓，立上木碑，举行祭拜仪式。仪式上还请了胡佐彬老人讲述了红军打飞机和红军牺牲的经过。从此，就有了陈胡屯较为规范的红军坟。
陈胡屯地区图
根据当年住在陈胡屯垴垴的郑永清（已故）儿子郑绍兴讲：他从小就听他父亲讲，他们家住在陈胡屯垴垴上，房子是土坯茅草盖，深夜红军到来时听到响动却不敢出来，只听到树林里有马叫的声音，白天飞机来轰炸，他父把铺盖（被子）顶在头上往石子岭岭上的树里跑，红军走后他回来看到茅草房盖顶多被烧毁，有几处土坯墙也被炸了半截下来，他父亲维修后下雨天就无法住人，当时家里很穷修不起房子，后经族长同意全家搬到了郑家的祠堂上住好几年，临近解放，他家才从郑家祠堂搬到附近的肖家田居住。
根据伍云甫的另一则日记：“三月十七日，晴。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洋油、滑油数担，电话队死一人、伤四人，一分队伤一人，三科运输员轻伤三人。”
根据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的回忆:“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泽东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
综上情况，伍云甫日记中的记载，叶剑英元帅的回忆、肖清儒老人、郑恒周老人、郑少清儿子的回忆，便可断定：“陈福村”就是陈胡屯。
那么，伍云甫为什么要将陈胡屯记成“陈福村”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陈胡屯是小地名，在当时的军事地图上应该没有标明；
2、伍云甫是湖南耒阳人，对当地情况并不了解；
3、当地人介绍时为地方方言，伍将“陈胡屯”谐听记录为“陈福村”也是极有可能的；
4、伍云甫别字记录错误的可能几乎不用存疑，原因是伍云甫是文人出身，其父伍如春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是同学，后以教书为业，他自幼随父读私塾，1918年进入耒阳县杜陵书院读高小。1920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受蒋啸青、张秋人等进步教师影响，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演讲，成为湖南三师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同年夏天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师范生、教师的伍云甫不可能在打听清楚了的情况书写错误。
基于上述分析，伍云甫日记中的“陈福村”应更正为“陈胡屯”、马洪武教授和孙果达教授论文中的“陈福村会议”则应更正为“陈胡屯会议”。
综上所述，伍云甫日记中的“陈福村”就是陈胡屯。孙果达教授文中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基本断言，红军长征中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的时间是在193 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形式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直接背景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迫切需要改变指挥方式。这次会议的直接意义在于抢渡乌江长途奔袭贵阳，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以脱离险境，根本意义在于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在当时中央领导层的严重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权威。今天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录，以及相关回忆录罕见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那天遭到了敌机反复而又猛烈的轰炸，致使各部军情紧急与会困难，人员难以集中，会议也因此开得短促断续而无法记录，或是记录在混乱中散失。”结论，是在原本就没有史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阐述得最为清楚，推断得最为合情有理的结论。唯独一点遗憾的是他没有到史发地的陈胡屯实地考察，更正伍云甫日记中的地名误记，从而更正自己论文中的地名误记。
四、正确解读《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的“隐蔽休息”
“军委令”中，除明令五军团“扼守西岸”外，其余各军团皆要求到达指定地点后“隐蔽休息”。
“隐蔽”是绝对的，必须的，既是疑兵战术，也是部队安全保障。
“休息”既是相对的，也是疑兵战术，也是因为可能渡前既定召开“陈胡屯会议”所致。为什么说休息是相对的？
一如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兵团）：就未按命令得休息，他们按命令“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渡后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于今四川丹桂镇白良村与贵州茅台镇杨湾村交界一带隐蔽休息，17日下午，刚停下来不久就接到命令再古蔺镇龙山方向推进40里，于是，林聂主力部队即经丹桂的金元山、善人场、大丫口、两河口等地，于傍晚达今皇华镇龙田村一带宿营，一部住在龙田村八组毕比寨岭上赖宗玉等村民家院坝（今成文物保护单位）18日挺进至镇龙山。19日一军团一部击溃了扼守镇龙山和营盘山的川军一个团，一部攻占了镇龙山，一部占领了蒋家田。由此可见，军委令中的“休息”，既是相对的，也是疑兵战术。
二如军委：红一军团的渡后军事行动的指令由什么机构发出的？自然是中央军委，在什么地方发出来的？自然是隐蔽的陈胡屯这个地方发出的。由此推断，住在陈胡屯的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开会研究布置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军委令中的“休息”，即是相对的。
五、从《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看孙果达“结论”的合理性
根据《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内容，结合孙果达教授在《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文中……“这一命令明显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成立三人团的重要会议做了准备。因为各部队过河后立刻就近隐蔽休息，无疑是为了让各部首长便于参加重要会议，否则岂不是犯了全军就近而聚易遭敌机轰炸的大忌？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当时刚刚接替在桐遵战役中牺牲的邓萍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他在渡河司令部接受相关指示后，很可能因时间已晚又事先得知第二天有重要会议，就随军委一起渡河于次日直接参加了会议”这一论述，笔者深入四川茅溪镇、丹桂镇、贵州茅台镇，多次往返陈胡屯，按《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中的方向、里程，定位各大军团可能宿营的地区，在深入这些地区，尽力寻找当地亲历者，知情老人，应证孙果达教授根据相关史料的推断，尽量还原当年历史真相。
布置命令一：干部团应于今十七时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先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陈、宋并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该团并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四时至五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
干部团按行动布置于今茅溪镇九坝村长坝槽隐蔽，此处离军委驻地陈胡屯约五里，离茅台约二十里，当时遭反复轰炸，有间接史料证明，当地战事流传广泛。
布置命令二：一军团应从今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
一军团按行动布置于今贵州茅台镇杨湾村草子坝隐蔽，有间接史料证明，当地流传广泛。
布置命令三：军委应从今二十二时起至二十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
军委按行动布置于今川黔交界的陈胡屯隐蔽，干部团一营在陈胡屯脚脚警戒遭轰炸，有伤亡。军委在陈胡屯垴垴郑永清附近林中隐蔽，因鸦飞马叫被敌确认指挥机关在此遭反复轰炸，敌机掷弹，烧洋油、滑油数担，烧毁郑永清茅草房，伤亡惨重，仅确认遗骸达100具，万人坑遗址被定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陈胡屯脚脚离茅台镇约十一里，陈胡屯垴垴离茅台镇约十五里。
布置命令四：三军团应从今二十四时起至明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
三军团按行动布置于四川茅溪镇场镇附近大岩上山林隐蔽，司令部于欧庆光碾房隐蔽，警卫营驻碾房临近，大岩上被轰炸，当地林边放牛的王张狗爬上大岩上戒匪哨棚张望敌机发现掷弹炸亡，林中隐蔽红三团卫生员侯家铸等三名红军被炸伤后，枪被时任水口乡师爷胡永昌收缴，三人在追赶红三团大部队中于大村镇窖堡洞被保长王佐彬捉拿送交彭河乡（今丹桂镇）大团总龚佐臣处置，彭河乡知名人士巧计施救，侯家铸等三人流落丹桂。
布置命令五：第五军团应从明五时至七时止渡完，当开往茅台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津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该军团并于明四时前接任干部团掩护渡河的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
布置命令六：第九军团应从明九时至十一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
九军团按行动布置于四川茅溪镇九坝村的楠木坝，当地流传广泛。
布置命令七：诸兵团都应依据上定渡河时间计算其现地行程出发，于渡河前半小时开到茅台附近，并派参谋长到渡河司令员处接受渡河指示。
根据上述诸命令：一军团渡后行军路线须经离军委驻地陈胡屯最近的兰家湾，应参加“陈胡屯会议”的首长应当于当晚直接到陈胡屯，会后即赶往草子坝。无需去了又赶回来。同理，三军团渡后西进三十里便是水口（今茅溪镇），陈胡屯是去水口的必经之路，应参加“陈胡屯会议”的首长也无需跑到水口又马上原路返回陈胡屯，目前，史料能确定参加会议各军团首长的姓名仅有叶剑英（红三团政委），因此，孙果达教授推断叶剑英可能渡后直接随军委至陈胡屯是符合当地地情和当时军情的。根据陈胡屯地形分析，陈胡屯垴垴也是茅台至长坝槽、楠木坝的必经之路。两地离军委驻地不过几公里，孙果达教授的“便于参加陈福村会议”的推断是有充足理由的，也十分符合逻辑的。
另外，从军事角度分析，陈胡屯垴垴的地势十分险要，森林密布，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隘，山顶称之营盘上，因当年石达开屯兵于此而得名，当年防守工事残痕至今可见。军委于此隐蔽开会，同时将各大军团布置于前后左右，不仅基于方便开会，又而且还基于防守。按理，隐蔽于深山密林的军委纵队敌机是很难侦察发现的，但谁也不会想到那群林中乌鸦惊飞时引起战马的惊叫脱缰暴露军委纵队目标而被敌机反复轰炸。谁也不会想到王张狗那个放牛娃娃好奇飞机爬上哨棚张望惹来杀身之祸并导致三军团三个红军战士被炸伤。
作者简介：徐声辉，男，四川古蔺人，中环传媒创始人、中国乡镇网总编辑、中乡网酱酒文化研究会会长、茅溪酱酒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酱酒源地述考》—初考主编、《壮丽七十年·中国酱酒人》主编、四川省基层干部培训读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主编、今日头条《茅香论坛》主编、公众号《酱香纵横》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