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农村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庙宇，许多人总会先入为主地将其与“迷信”挂钩—认为不过是村民求神拜佛、祈求平安的场所。但倘若走进乡土社会的日常，便会发现庙宇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是乡村团结互助“共同体伦理”的具象载体，更是农村传统文脉的鲜活延续，背后隐藏着一套与农村社会结构深度契合的精神逻辑。解码乡村庙宇的深层逻辑和对其活动的正确引导，对于传承农村乡土道德传统，加强现代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庙宇暗含的团结互助“共同体伦理”

        乡村庙宇并非单纯的宗教建筑，而是承载着乡土集体记忆与情感联结的文化地标。从共同修葺庙宇的义务分担，到祭祀活动中的密切协作，再到遇困时依托庙宇空间发起的互助行动，这些看似寻常的乡土实践，实则暗含着农民群体对团结互助“共同体”的本能追求与伦理建构。

       （一）庙宇是乡土社会“共同体伦理”的凝聚器。乡村社会以“熟人关系”为纽带，村民的生活、生产高度交织，需要一种能跨越家族、联结全村庄的精神纽带。而庙宇的存在，恰好搭建了这样的纽带。常规性的一年一次祭祀仪式，无论家宅大小、辈分高低，村民都会聚在庙宇前：长老主持仪式、年轻人帮忙筹备、妇女孩童在旁虔诚观看，贡品由全村共同出资，祭祀后分与每户——这个过程看似是“敬神”，实则是“聚人”。在突遇重大天灾村民们祭拜庙宇时，念叨的不只是“求雨保庄稼丰收”，还有“愿全村老小平安无疾”，它让村民在共同的仪式中感受到“我们是一村人”的团体力量，和对“有福互贺、有难同担”的集体认同，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互助共生”的伦理，这种伦理成为维系乡土社会团结的凝聚器。

      （二）庙宇是传承传统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农村的乡土文化传承，光靠书本上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靠轮番的动员和说教，而是靠“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载体，而庙宇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许多乡村的庙宇里，供奉的不只是神话中的神祇，还有本地的先贤：有些是古代带领村民治水的贤达，有些是古代保卫家乡的英雄，有些是古代行善积德的贤者。老一辈村民在每次祭祀仪式中，几乎都要向年轻人重复这些神祇的古老故事，庙宇便成了“乡土传统文化的课堂”，让村民明白庙宇里供奉的不是鬼神，而是乡村心目中的神圣偶像以及他们的善举精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让乡土文化不至于在时代变迁中消散。

      （三）庙宇是巩固乡土“不离不舍”帮衬的精神纽带。更深层来看，庙宇背后的精神逻辑，契合了农村社会的心理需求。农村居民长期依赖土地生活，面对天灾、重大疾病等风险时，个体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需要集体的支撑方可度过难关；乡村庙宇是传统村庄聚居群体的精神枢纽与生活共同体平台，其通过仪式联结、互助机制与文化认同，不断强化“我们都是同一村庄、同拜一庙神、同承一风俗”的身份认知，深度滋养着农民“有福互贺、有难同担”的共同体意识与“不离不舍”的帮衬精神；庙宇依托其公信力，天然成为农村“应急互助”的组织载体，直接回应“有难同担”的需求：村民遇天灾（如旱灾、水灾）、人祸（如家人重病、意外事故）或重大事务（如盖房、婚丧）时，庙宇常牵头组织采取“凑钱”“出力“帮工”等帮衬方式，帮助遇难家庭度过难关，让困难家庭不致孤独无援。这种认同在许多情况下会超越个体利益差异——即使邻里平时有些矛盾，但遇到村庄整体事务或他人困境时，仍会因“同属一个庙宇共同体”的身份而伸手帮衬。尤其是有些村庄制定有相关约定，将对个别孤寡老人和特殊困难家庭，把“临时帮衬”转化为“长期不离”的义务，协助政府落实好救灾剂困工作，杜绝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

    二、对乡村庙宇团结互助“共同体伦理”具象治理的思考

         社会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乡村庙宇作为传统社会中农民进行集体活动的文化载体，其蕴含的团结互助“共同体伦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也可能存在迷信活动、资源浪费、管理混乱等偏向。因此相关部门和村“两委”，应加强对乡村庙宇相关活动的引导，在尊重传统习俗、保护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扬弃糟粕、激发正能量，使其与现代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

      （一）教育村民明确法律与政策边界，规范庙宇活动的合法性。一要依法予以规范。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具备条件的乡村庙宇进行合法登记，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对非法修建、从事违法活动的庙宇，依法予以规范或整治，避免其成为脱离监管的“法外之地”。二要明确活动的边界，禁止利用庙宇进行封建迷信、聚众闹事、敛财诈骗等活动，严禁借“宗教”“民俗”名义干预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或破坏乡村秩序。三要区分乡村庙宇文化属性与宗教属性，避免 “一刀切”式管理。对具有积极意义的民俗活动，应予以引导和支持；对涉及迷信或不良风气的内容，应耐心劝导、逐步规范。

      （二）挖掘“共同体伦理”的积极内涵，使之与现代乡村治理相融合。一要激活互助传统，服务乡村公益。应着眼乡村庙宇具有承办村民互助的一些善举习惯，引导其将资源用于乡村公益事业，如资助教育、修路修桥、扶助老弱病残等，使其成为“乡村慈善共同体”的补充力量。二要融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庙宇活动中蕴含的“孝老爱亲”“诚实守信”“邻里和睦”等伦理观念进行正向解读，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对接。三要禁止在庙宇活动中宣扬落后观念（如重男轻女、宿命论等），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加强思想引导与科学教育，提升村民精神寄托的科学性。一是通过村干部走访、村民大会、科普讲座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科学常识，引导村民区分“精神寄托”与“迷信行为”的边界，理性看待庙宇活动的实效。二是认真落实乡村振兴相关规划，有针对性地强化防水、抗旱等抗灾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多灾村庄防灾抗灾能力，让村民直观感受到“旱时有水用”“涝时不怕淹”的救命神是党和政府关心民生的英明决策。三是组织村民集中精力把自家生产发展好、把家庭建设好，完善乡村养老服务机制，提高自我幸福安康的实力，让大家自觉摈异因灾因困因病而向庙宇祈福求萌的旧俗。总之，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以生产生活面貌更大改变的事实，对乡村庙宇的“共同体伦理”进行科学引导，使其成为现代乡村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补充，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良性互动。（韦绍行： 广西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编辑：晓东  责编：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