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为什么会出现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军阀？

　　

　　如果把军阀的出现仅仅归咎于乱世，仅仅归咎于割据传统的重现的话，就未免有些简单了。乱世重兵，军队和地盘是乱世最宝贵、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当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土崩瓦解，而新的权威、新的政治体制没有树立的时候，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乱世局面。原本掌握军队的人转变为了军阀。但民国初期军阀的出现并不简单。民国初期的军阀除了袁世凯等极个别人以外，其他人都出身普通家庭，多数人出身社会底层。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从社会底层跃升到社会的上层，需要付出远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更多的汗水。乱世给他们提供了上升的机会，那些出身底层的军阀在跃升的过程当中既有小市民的务实和功利心，同时又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当年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走出乡间、走出城市里简陋的居所，去军校、去从军的时候，除了当兵吃粮，他们心中多多少少会有救苦救难、报效国家的想法。

　　

　　为什么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军阀？这些军阀当中还有许多当年是抱着一腔热血、不远千里去海外留学，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归来的海归们。为什么连他们也滑入了黑暗的深渊？这就好像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位品学兼优的邻家少年，长大以后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歹徒。

　　

　　这第二个问题可能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革命发生了，但是中国社会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辛亥革命仅仅是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点，既不是起点也远非终点。旧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了，但是新的王朝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如何树立，没有人能够提出确切的蓝图来。那些年轻人心中的救国抱负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理想和现实出现巨大的鸿沟的时候，他们迷茫了，不知道向何处去。而他们恰恰掌握着军队，掌握着国家实实在在的权力，历史需要他们为中国找出前进的道路。身在其位必须要谋其政！这些在位的军阀当中，不少就是当初的热血青年、如今的迷茫中年。他们还没找到中国的道路向何处去，而军事斗争的残酷现实就逼着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参与军阀战争当中。这些军阀和绝大部分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他们需要承担指挥转型的责任。可他们身在其位却不谋善政，必然遭受接踵而来的指责。

　　

　　近代军阀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代人救国蓝图破灭、全社会迷茫的一个反映。更具体地说，民国初年军阀的出现是军事近代化运动失败的结果。

　　

　　当初，中国一再败给西方船坚炮利的军队，开始痛下决心要进行军事近代化。人们将“军事救国”作为救亡图存的良药。于是，中国有了新式陆军，有了那么多的青年精英出国留洋学习军事。在外面学习军事的中国人，受到了比外国同学更多的磨难。比如在日本，日本人学习军事只要进军官学校就可以了。可是中国人去学，日本人就专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振武军校作为预科学校。所有的中国留学生要想进日本的军官学校学习，必须在振武军校多学三年，比日本人平白无故多花三年的时间成本。即便中国人入了军官学校，里边的民族、阶级和其他各种压迫依然存在。而中国留学生能够咬紧牙关完成军事学业，心中必定抱有一股热血。可是，等他们回到国内、真正进入了军界，甚至掌握了一定的地位和实力以后，却发现军事近代化仅仅是整个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即便军事化成功也不能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良，更何况军事近代化在中国远没有到成功的地步。因为缺乏基础教育和配套环境，官兵的素质比较低。各地出现了不少“速成”的军官学校，学生经过半年或者一年的学习进入军队就能当班长或者排长等低级军官。这样训练出来的军队，即便配上了少数西方留学归来的将领，拿起进口的武器，战斗力也是很可疑的。

　　

　　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的时候，曾经在北京爆发过一次战斗。在华的英国著名记者莫里逊目睹了这场战斗。他看到数以百计的讨逆军官兵围住了张勋公馆所在的那条街，隔着几百步的距离，枪炮齐放，冲着张勋公馆的方向开枪。枪炮声持续了半天之久，莫里逊估计官兵们起码耗费了超过十万发子弹。结果，战斗结束等他出来查看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张勋公馆的墙壁上没有一个枪孔！讨逆军的枪法准确度由此可见一斑。莫里逊就很不客气地找到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官兵以后不要用西式武器作战了，而应该改用长矛和弓箭，这样一来可以为国家节约巨额的军火费用，二来也可以切切实实地对敌人造成伤害。

　　

　　在民国早期，军阀军队作战的典型场面是这样的：进攻的一方一窝蜂地往前冲，军官站在后面督阵；防守的一方拿起枪冲着前面就是一顿乱打，大家都想着赶紧把子弹打完，子弹打完了就往后退。战场上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尽管双方都有了近代枪械，但是造成的杀伤力很小，每一场战斗能伤亡上百人就算是大战了。四川地区是军阀内战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军阀在成都郊区作战的时候，据说还有成都市民携老带幼前去观战，估计成都的百姓把军阀混战当成了演戏，不知道他们在现场有没有高喊“雄起”。即便成都市民在那里高喊“雄起”，估计交战的军阀双方也不会有太多亮眼的表现。相信任何一个希望有所作为、从海外归来的军事人才看到这样的战争场面和这样的官兵素质，都会无奈地摇头叹息。

　　

　　所以说，民国前期军阀的出现并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咎在军阀群体身上，它是整个社会积贫积弱的一个恶果，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找不到转型方向而迷茫的结果。

　　

　　在日本侵华的三十年代，侵略者千方百计要抬出已经下台隐居的北洋各派军阀出来组织傀儡政权。有少数北洋军阀“落水”当了汉奸，比如齐燮元、张景惠。但是多数北洋军阀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当时生活并不如意。虽然日本人开出的“价码”越来越诱人，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比如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都没有和日本人合作。徐世昌闭门不出，宣布和给日本人当说客的门生断绝师生关系；曹锟、吴佩孚可能都死于日本人的“谋杀”；而段祺瑞南下沪宁，1936年在清贫中死去，生前召集记者会，公开谴责日本。国民政府为段祺瑞操办了体面的“国葬”。北洋军阀为自己画下了相当正面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