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图。

　　石璧放在燕家院墙的情景。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图。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残缺的玉璧。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玉璋，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

　　三星堆二号神树底座。

　　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

　　水陆攻战纹铜壶。

　　12月20日，三星堆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纪念特展在三星堆博物馆揭幕，体量巨大的商代石璧、30年来首次公开亮相的国宝级文物玉边璋……众多精美文物围绕“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的主题，勾勒出三星堆从1929年发现大宗玉石器至今，如何“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考古发现全过程。

　　地处西南的四川，在司马迁《史记》中属于“南蛮西南夷”之地。此次展出的286件文物，实证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代西南就曾有一个强大古国。古代巴蜀的历史，也正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掘，徐徐揭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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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件石璧还原90年前宝物初显

　　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门口清淘水沟时，无意间挖出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坑，三星堆“宝物初显”。当年燕道诚一家挖出的玉石器，先后被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等收藏。此次展览，它们首次合体亮相。

　　走进展览大厅，第一个展柜中的文物便是5件石璧，它们有的已修复完整，有的还保留着当年的残破，五六十厘米直径的体量，让石璧十分打眼。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三星堆最初的发现，就始于燕道诚一家的偶然劳作。燕道诚是读过书的农民，清点后发现有玉璧、玉琮、玉璋等各类玉石器共计400余件。石璧体量巨大，有的已经残破，燕家人就把它们靠在院墙边上。此次展出的石璧，还能看到其上刻下的“燕三太”“燕三泰”等字样。专家分析，或许是燕家的孩子渐渐长大，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泰”而非“太”。

　　1931年，在广汉的传教士董宜笃听说月亮湾发现玉石器后很感兴趣，请求广汉驻军的陶凯协助收集。陶凯找到燕道诚拿走5件玉石器，送到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处鉴定，后者当即断定这是商周遗物。听说自己挖出的玉石器很有研究价值，燕道诚即刻将家里仍存的玉刀、石环等文物送给戴谦和带回当时的学校博物馆保存。

　　刻有“燕三泰”字样的石璧，外径达51.4厘米，由燕道诚在1934年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而另一件石璧，则被燕家一直珍藏到1951年，最后被燕道诚之子燕仁安无偿捐给国家，此后一直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告诉记者，戴谦和把玉石器带回成都以后，引起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注意。

　　1934年，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在取得发掘执照和相关手续后，于当年3月16日开启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这个发掘地点，就是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10天的发掘，共采集、出土600多件器物。80多年以后，它们又从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回到当年出土的地方。

　　朱亚蓉说，发掘以后，葛维汉等人首次提出“广汉文化”的命名。虽然此次发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但客观而言，这一阶段的发现，让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到三星堆，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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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求索数十年发现王都风采

　　1937年抗战爆发，三星堆发掘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则再次启动。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提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都邑的论断，已然预见到20多年后三星堆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

　　“很多人了解三星堆，都从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出土开始。”当年主持祭祀坑发掘的领队之一陈显丹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奠定了科学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宝成铁路修扩建要经过新繁和广汉。1956年，考古人员对新繁水观音和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正是当年的调查中，燕家将家中仅有的玉石器交给考古学者王家祐。如今四川博物院收藏的部分三星堆玉石器，即为此时征集。

　　冯汉骥认为，三星堆一带，极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处都邑。1963年，在冯汉骥倡导下，正式开始对三星堆月亮湾的科学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因为历史原因，成果一直没有公之于世。直到上世纪90年代整理成果后，学界才发现当时就已在此处发掘了房址、墓葬。

　　还有更多的发现——1964年春，月亮湾农民在距离出土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处挖化粪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1974年，附近的梭子田发现磨石一坑；1976年发现玉刀、玉斧、玉矛等文物；1981年以来，村民在鸭子河边拾得玉质精美的瑁圭、玉凿、小玉璋、青铜虎等文物……种种迹象提醒着考古人员，有必要对三星堆进行深入发掘。

　　1980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与广汉文化部门组织力量，在三星堆遗址展开试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和部分石器。从此，三星堆开始大规模的科学考古。

　　重大考古收获在1986年的4月就开始初现。陈显丹说，当年4月至6月的这一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玉石器、陶器、生产工具以及房屋基址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第三发掘区，发现厚达2.6米、距今4800年至距今2600年的地层叠压堆积，“这个发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它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的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年代学的体系。”这次发掘，出土不同类型的鸟形石器陶石残件，甚至还采集到陶狗的雕塑品，说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驯化了狗。此次展览现场，三星堆博物馆的网红文物之一、看上去像火锅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三足陶盉，以及鸟形器等文物纷纷亮相，让人们得以窥见古蜀先民的鲜活生活场景。

　　寻寻觅觅二三十年，1986年夏，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终于石破天惊，惊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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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开迷雾发现更多三星堆之谜

　　高大的青铜神树、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象征蜀王权位的金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见证了古蜀王国的鼎盛发展。而王都范围、宫殿位置、古城衰亡之谜，依然吸引着考古工作者孜孜不断地探寻。

　　对三星堆城墙的发现，始于1976年。当时，广汉真武村砖厂在一个土埂中取土，发现不少残陶片和石器。1984年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发掘期间，怀疑这些凸起的土梁埂可能就是人工堆积的城墙。果然，在此后的考古中，发现土梁底部压着丰富文化层。

　　那么，三星堆古城城墙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从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6次对疑似城墙进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遗址群东部的“狮子闹”、西部的“横梁子”、南部的“龙背梁子”均是人工修筑的城墙，由此，一个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大致确定。冉宏林介绍，这些城墙的时代和筑法不尽相同，“说明三星堆巨大的古城可能是由若干个不同时代的小城逐渐演变发展而来。”

　　更大的惊喜出现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和青关山城墙，完成考古人员30年来的愿望。冉宏林说，此前大家认为三星堆古城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没有建北城墙，因为二三十年来都没找到。没想到2013年在三星堆城址北部发现的200多米长的真武宫城墙，其两端延伸就恰好与三星堆古城的东西城墙近直角相接，并且建筑方法与月亮湾城墙几乎完全相同。此后，与真武宫城墙位于一条直线上的青关山城墙也被发现。由此，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完全合围。

　　在青关山的土台上，还发现一处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的一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它长约55米、宽约15米，面积近9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乎有门道。跨度达15米的大型建筑，给人留下极大想象空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感叹，“即便它不是古蜀王国的宫殿，但离发现真正的宫殿也不远了。”

　　如今，三星堆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已经写进今年4月四川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古发掘也已经启动。未来，三星堆古城的格局、社会结构、宗教祭祀等秘密，有望持续揭开。

　　这些巴蜀文物重器不容错过

　　三星堆发现的90年，对巴蜀文明的探寻也在同时进行。从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到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金沙遗址等，从渠县城坝、宣汉罗家坝到重庆涪陵小田溪等遗址，都为巴蜀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材料。此次展出的部分文物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它们器形庄重优美、制作技艺精湛，见证巴蜀文明的璀璨，有的还是近年首次与公众见面，不容错过。

　　玉边璋（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这是中国禁止出国（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近30年来未曾公开展出。这件商代玉边璋最珍贵之处在于璋上的5幅画面，直观形象地刻下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玉璋祭祀天地的情形。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璋的性质留下解读的密码。

　　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1980年在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以其精美的纹饰、精湛的铸造工艺、硕大的形体，成为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冯汉骥认为，它可能就在望、丛“禅让”的时代被埋入地底。

　　水陆攻战纹铜壶（1965年成都百花潭公园出土）：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只有40厘米高的壶身上，刻画200多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战国时期的采桑、宴乐、习射、水陆攻战等场景鲜活记录下来。

　　虎斑纹铜戈等一组（1980年新都马家战国墓出土）：历经两千多年，铜戈、铜匕仍然熠熠生光，展现高妙的锻造工艺。学术界认为，墓主极可能就是一代蜀王。

　　□四川日报记者 吴晓铃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