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不仅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了市场主体运营效率，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凸显。同时，疫情下，我们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也有提升。比如阿里平台上有数十万家商家受到了疫情影响，而通过信用恢复，这些店铺重获生机，还有支付宝推出的健康码，被迅速推广到全国200多个城市，不仅成为疫情期间社区通行、公共交通、复工上岗的普遍凭证，更是使数字化下沉变为现实。

      建议，我们要继续在鼓励消费上做文章，疫情之下，我国百姓几个比较大的消费被抑制住了：比如说汽车消费，疫情过后，应考虑在号牌配额、税收方面给予购车鼓励，鼓励二手车市场有序流动，支持汽车下乡；比如改善型住房需求、特别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要得到满足，我们不是要用房地产刺激经济，而是因城施策，特别是因疫施策，满足百姓住房消费合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