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生活场景想象　　（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宝墩古城也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的发源地。

　　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济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同时采集野豌豆、薏苡属等植物作为食物的补充。

　　那么，除了这些基本的粮食和少量野菜之外，从宝墩到三星堆、金沙，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还曾享用过哪些食物呢？他们的食谱是乏善可陈，还是丰富多彩？

　　从黍、粟到水稻，

　　古蜀人慢慢吃上大米

　　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里的“都广”说的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书中记载的农业情况，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的粮食作物比较丰富，而水稻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成都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

　　不过，古蜀人并非从一开始就吃大米。考古人员在对距今5000多年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地层最下层（属于桂圆桥一期遗存）进行分析时发现：黍和粟在谷物中占有绝对优势，旱作植物的种子是当时的主要构成。

　　种植旱地作物可能与西北地区人口迁徙入川有关，这种旱作农业传统在5000多年前的甘肃马家窑文化能够找到影子。但这些旱地作物到了成都平原后，遇上经常泛滥的河水与炎热潮湿的气候，很有可能“水土不服”。

　　为了填饱肚子，古蜀先民们需要寻找更适合种植的食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宝墩遗址一带，考古人员从土壤中浮选出了粟、黍等种子，但水稻的种子占了半数以上。由此可以说明，当时水稻已经开始变为人们的主要农作物。

　　宝墩遗址

　　发现的碳化水稻

　　到了宝墩文化晚期至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黍和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有所上升。据推测，这可能与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洪灾、河流常常改道有关系，人口的快速增长也需要更多的旱地作物作为救灾粮，不过成都平原仍然以水稻种植为主。

　　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与宝墩遗址的稻作农业相似的还有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中发现的旱作作物比重很低，“我们甚至还发现了这一时期谷物储藏前已进行集中加工，部分稻粒尺寸有所增大，可能与人类栽培有关”。 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副主任郑漫丽认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平原的先民在稻作种植方面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技术，改良稻作农业的技术。

　　发源于西亚的大麦和小麦在距今约4500年前就已经传入我国，但是到了距今约3000年~2500年前的十二桥文化时期才终于传播到了成都平原，数量也极为稀少，占比可忽略不计。

　　彼时古蜀人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石质工具为主，石质工具分为磨制和打制两类，以磨制为主。磨制的器形有斧、锛、凿、铲、刀、杵等，打制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有柄石锄和斧形器等器形。

　　另外，较多蔬菜瓜果类种子的发现，则表明古蜀国时期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园圃业。

　　改善生活，

　　养猪吃肉，也猎鹿捕鱼

　　有了稻谷作为主粮，人类还需要肉类的摄入来改善生活。动物考古材料表明，宝墩先民的饲养技术已经逐渐成熟，不仅饲养家猪，还辅以狗、鹿、鱼、鸟等。而宝墩文化聚落周围茂密的植被和丰沛的水系，则提供了野菜、野果、鱼，乃至薪柴和建筑材料如竹子和木头。

　　古蜀人在成都平原发展农耕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家畜饲养。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十枚动物牙齿，基本都是猪牙和鹿牙；还出土了众多的家养动物陶塑，有猪、绵羊、水牛和公鸡等。

　　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十二桥文化，这是以成都平原发现的十二桥遗址为代表命名的一支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

　　在十二桥遗址中，考古专家挖掘出一大批动物骨骼，据分析主要出自殷墟第四期到西周初，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包括了狗、黑熊、猪獾、马、家猪、小麂、水鹿、斑鹿、黄牛等。其中，家猪、狗、黄牛和马作为家畜，占了骨骼标本的一大半，另外将近三分之一是鹿类，说明鹿是先民们主要的狩猎对象，其他野生哺乳动物比例很低，应该就是偶尔碰上了“打来吃一口”。

　　在遗址中的家猪骨骼里，以10~16个月“寿命”的家猪为主，说明这显然出于有意识的养殖行为。另外，虽然十二桥遗址出土的鸟类、鱼类和龟鳖类动物骨骼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成都平原河流纵横，气候温暖湿润，淡水动物资源丰富，遗址出土的网坠等器物应该是与渔猎有关的。

　　喝一杯低度浊酒，吃一点野生水果

　　有了粮食和各种肉类，外加一些野豌豆和薏苡属等植物之外，4000年前的古蜀人的“餐桌”上，还有什么好吃好喝吗？

　　比如酒？有的，只是质量和味道无法和我们今天享用的各种美酒相提并论。在三星堆遗址中就曾发现大量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制的，也有青铜的。

　　从大量饮酒器做成束颈、侈口（口沿外展，类似广口）的形状来看，古蜀人的酒应与中原“汁滓相将（连酒糟一起饮用）”的酒不同，可能是去掉渣滓后仅饮其汁的低度发酵酒。

　　另外，在对植物种子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人员陆续发现了不少果实类种子。比如葡萄属、猕猴桃属、桃、梅、核桃楸等。虽然不能直接认定这些是人们日常食用的水果，但它们出现在考古遗迹中，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很大可能被人们栽培利用。

　　这些果实在当年吃起来，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像今天经过一次次人工培育、嫁接后那么香甜美味，但多少有点点甜味，已经弥足珍贵了。

　　根据考古的想象

　　古蜀人美好而诗意的一个黄昏

　　详尽的遗物清单、清晰的遗迹图片，毕竟是古老时光的轻微回响。种种零散的细节，推断的过去，或许不如一个合理想象的美好画面，关于古蜀人可能有过的一个惬意黄昏……

　　最好也是在这样的六月，连日闷热潮湿的天气难得迎来了一个略为凉爽的日子。古蜀人聚居的城市里，分布着密集的房屋建筑和其他文化遗迹。远远望去，密密麻麻的房子，圆形、方形、长方形各种形状，以沟槽基础、木骨泥墙、榫构梁架的木构房屋为主，街道整齐有序，人来人往，成年人在劳作，小孩子在泥水和草丛中嬉戏。

　　淡淡的酒香扑鼻而来。城里的各家各户都备有酒具，酿酒、盛酒、饮酒，有的酒具做工非常精美。比如，有一套完整酒具，大的叫“陶盉”，相当于今天的酒茶壶，它跟“陶三足炊器”一样有三条腿，也可以在火上加热，围在它身边的叫“平行杯”，相当于今天的酒杯。

　　忙碌了一天的古蜀人围坐在地上，准备开始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

　　陶高柄豆、小平底罐等食器摆在席间。陶三足（见左图下）炊器中盛上清水，加入一条白天所捕的鱼，下部用柴火加热。这种陶三足炊器颇具古蜀特色，特点是三足成鼎立之势，足下可生火加温。袋状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储水量大，宽大的盘面类似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可盛水或置物。

　　不大一会儿，带着淡淡腥味的鱼汤香气便四散开来，主人从旁边的陶高柄豆上拿了主食分给家人们。这种高柄豆造型修长，是一种设计巧妙的实用生活器皿。陶高柄豆一般上部呈盘状，用以盛物，中部为管状的豆柄，中空，与喇叭形器圈足相通。

　　为何盛食物的盘子做得那么高？据考古学者推测，陶高柄豆的设计可能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彼时还没有桌子等比较高的家具，大多数人都是席地而坐，这种高柄的高度，坐在地上拿食物正合适。 缺少香料的鱼汤，略带腥味，如果配上一杯温酒，口感会好很多。一个人拿出了置于热水中的陶瓶形杯，里面的酒由于长时间的温煮，已经散发出浓浓的粮食味道。他们温酒所用的器具——陶制的瓶形杯，类似于今天的清酒瓶，有大开口和小开口两种，瓶身小略长，方便温煮。

　　孩子们在一旁美美地吃着鱼汤泡饭。饭后，每个孩子领到一小把水果和坚果猕猴桃、桃子、梅子，也许还有敲碎的山核桃，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会儿就又跑得不见踪影了。天黑之前，还有短暂的户外时光可以享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来源：成都商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