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中国各地掀起“拼经济”热潮。不少国际组织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显著反弹。但也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余波仍在，要彻底恢复并非一日之功。
如何看待今年中国经济形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今年能否减轻？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能为今天提供哪些借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2023年中国经济热点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此前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超5%没有问题，今年支撑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余永定：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如果疫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且不出现“黑天鹅”事件，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出现较强反弹，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中国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仍有较大空间。货币政策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7.8%，而美国的准备金率自2020年3月就已降到0%。中国其他各种政策利息率，如R007(七天回购利率)为2%左右、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2.75%，也仍有下调空间。
财政政策方面，今年中国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完全可以、也需要有较大提高。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强调所谓“赤字率不能超过3%”的标准。
第二，去年基数较低。考虑到2019年-2022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速为4.8%，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为5.51%，做一个保守的假设，即2022年和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为4.5%。由于2022年的低基数，2023年GDP增速应该能到6%。
2023年1月，上海港洋山深水港区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钟鑫旺 摄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对于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确实应高度重视。但也要看到，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债务对GDP的比重依然是较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1年10月，中国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对GDP比为71.5%。与中国相比，日本国债对GDP比为262%、意大利151%、美国137%、西班牙118%、新加坡118%、加拿大113%、法国113%、欧元区95.6%、德国69.3%。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良好国际收支状况，即便按照宽口径定义来衡量中国的政府债务，中国的财政状况依然好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2023年2月，上海外滩景观平台上游客众多。周东潮 摄
为取得较高经济增速，中国必须扩大财政支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完成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产品的提供)、技术改造投资等。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也需要中央施以援手。日本1996年“财政重建计划”的失败，中国应引以为戒。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2023年，如果政府希望实现较高经济增速，可能需要增加国债发行。作为一个高储蓄国家，辅之以低利息率政策，中国增发国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增长。多年来，中外经验都说明，不要太担心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要扩张性财政政策能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利息率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假以时日，财政状况不但不会恶化，反而会好转。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运行方方面面造成了深层次的影响，修复是一个长期过程。您对此怎么看？这种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余永定：疫情确实使中国供应链遭到破坏，居民消费偏好降低，供给和需求受到双重冲击。更大的问题在于，疫情之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导致供应链迟迟得不到修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可能明显下降。
在供给和需求都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下跌并不意外。政府大幅优化防疫措施后，如果一方面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修复供应链，中国就可克服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冲击，使经济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帮助中小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走出疫情影响，您认为当前最需要注意什么？
余永定：短期来看，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争取时间。要彻底摆脱疫情影响，中国需要在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加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产权保护，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如果拖延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坐失良机，等到通胀严重恶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会失去运用空间，经济就有可能面临“滞胀”困境。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坚持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就能得到充分激发，2023年中国经济就有望迎来强劲反弹。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预判今年中国的通胀压力？在您看来，今年通胀率应控制在什么水平比较合理？
余永定：中国近10年来都处在低通胀状态，但2023年通胀率大概率将上升。理由包括：第一，中国供应链完全修复的时间可能比人们希望的更长。第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及某些形式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对经济形成一定通胀压力。第三，逆全球化、中美贸易冲突、全球供应链断裂、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等都会对中国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第四，不能排除人民币再次贬值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应当对今年通胀压力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也应该看到，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可能需要忍受较高的通胀率。如何实现增长和通胀的最佳平衡，可能会成为今年中国决策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新社记者：中央最近一直强调今年经济工作要从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入手，您认为改善预期的关键点在哪？
余永定：近年来中国面临的所谓“预期转弱”，应该是指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包括收入增长、就业前景的预期转弱。预期转弱同需求和供给冲击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
预期转弱可分疫情前后两个阶段看。疫情暴发前，中国GDP增速自2010年起逐季下跌，由2010第一季度的12.2%下跌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有一种观点是，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后续GDP增速还会进一步下跌。2019年曾出现经济增速是否应该“保六”的争论，这是预期转弱的具体表现。疫情暴发以及疫情对供应链的破坏和对需求的抑制，则使已转弱的预期进一步转弱。而转弱的预期反过来又妨碍了供给和需求，特别是需求的恢复。
我认为，让预期转强的根本出路是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最终使经济恢复到6%左右的增速。如果经济持续减速，悲观预期将进一步自我强化，对供给和需求造成更大冲击。
当然，还存在另一类预期问题，这类预期同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等问题有关。这类预期虽然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范围，但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完)
受访者简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