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流干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县官的渴求程度也在不断增长。困扰与渴求的不断交织，“交流任职干部”这个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群体也逐渐清晰起来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自古以来，县官在中国行政体系构架中就有其特殊的位阶。
如依照现在的行政级别依次排列，大多地方的县委书记仍属于正处级（部分地区党委“一把手”高配为副厅级），而目前中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 记，其数量还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这个群体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国家政权结构、政令贯彻实施的关键节点，对于一方的经济、社会、文化、 政治、生态文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干部交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干部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经济比较发达与 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为了更好将先进执政经验与落后地区发展相结合，由东部沿海至西部贫困地区的交流任职干部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近期，《小康》杂志派出多位记者分别深入重庆、贵州等西部省市采访调研，通过与多位交流任职的县委书记互动交流，并将他们近些年执政路线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县官”均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并采用多种的治理方法。
随着这些交流干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县官的渴求程度也在不断增长。困扰与渴求的不断交织，“交流任职干部”这个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群体也逐渐清晰起来。
西进干部一开始“睡不着觉”
每次党委换届前后，除了省部级党政一把手“一路向西”，现在连县委书记也被“跨省”大调动，从微观领域探索地区发展的新突破。
继2010年从江苏、山东两省引进3名县委书记取得良好效果后，贵州省委以及组织部门于2011年又从河北、江苏、浙江、山东、重庆5省(市)引进9名优秀干部，到贵州担任县委书记。
“一把手”的交流，在带来新变化的同时，也让这些“外来的干部”深刻体会到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同时新的职位也要求他们必须快速调整角色，从之前的副职或业务部门领导转变成为执政一方的县委书记，策略向战略的转换是他们所要驾驭新岗位的必然。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好多交流任职县委书记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都称，在接到上级组织部门通知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现任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县委书记的尹恒斌，当时还在江苏省建湖县担任组织部长，甚至最初根本没往自己身上想。
与之搭过班子、作为尹恒斌“老领导”的陈勇，则是2008年6月从江苏引进至重庆，之前担任的职务是江苏省港口管理局副局长，在此半年之前他是建湖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勇说，那天还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协调指导航运安全，突然接到电话通知重庆市委组织部要来考核他，去后才知道，是要把他交流到重庆市下面的酉阳县任书记。
酉阳具体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的陈勇对这个陌生的地名所负载的信息了解十分有限。不仅是陈勇，时任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吴国升也是“突接调令”。与他同期到重庆上任的，还有任职南川区委书记、时任浙江宁波市委常委、余姚市委书记王永康。
作为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吴国升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组织部门与其谈话后，他立马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家属有些不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吴国升说，但最后她还是非常理解、积极支持我到重庆。
相比较原来的行政级别和职责权限，这些干部在交流之后都得到了提升，但也未带来更多欣喜。很多人到达新地方之后压力大得“睡不着觉”，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思想差距出乎他们意料。
这是交流任职的干部与被引进地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念发展经，变当地人
“这里甚至不如我们此前任职县下面的一个乡镇。”陈勇、尹恒斌都表示说。
他们曾经工作过的江苏省建湖县在当时已经是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而当时的酉阳、绥阳两地无论是城乡面貌还是经济实力，都与前者相差很远。
东部官员带到西部的不仅是资金、资源，更重要的是理念。想要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工作经验与资源让主政的地区快速实现“洼地崛起”，单靠一己之力肯定完成不了。打造一个“统一作风”的团队，才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借助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与优质资源推动西部落后地区发展是组织部门选拔时对他们的期待。据了解，作为引进、交流的“县官们”都针对各自区域的实际情况，把沿海的各种经验、方法和所在地区的创业精神，改良后复制到现在工作的地方。
“这是很难的，因为两个地方的差距太大，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处理过程中，沟通、磨合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不仅是普通干部，就连班子成员也是这样。”多位受访书记在采访中坦言。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们注意到，从外人的视角审视，由于地理环境与长期落后导致当地干部存在“大山心理”“峡谷思维”的客观事实。干部思想解放与否、作风提升快与否，成为区域经济能否加快发展的关键。
对事物认识上的差距还可以让这些外来的“一把手”理解，但在执行上的差距却让他们深感苦闷。一位书记称，一些好的想法，由于下面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作风的原因，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通过刮起治官风暴，以此“解放思想、改善作风、打击贪腐”成为新官上任后烧起的第一把火。“5＋2”、“白加黑”也成为了他们工作“强势”的关键词，一些当地干部与记者交流时就坦言，新书记刚来这一作风，让此前安于现状的部分干部“受不了”。
有着多年组织部长工作经验的尹恒斌更加精于此道。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整顿干部“庸懒散”问题，组织纪检、组织部门明察暗访，召开全县干部作风整顿大会评议曝光，并大力整治“吃拿卡要”现象，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
有过县长工作经历的陈勇，成为县委书记之后，考虑范围更多是从执行层面往规划层面转换，同时在制定思路的同时也能为执行层面的干部考虑。有着“从县城到省会”“从县长到省局长”工作履历，且有着博士后头衔的他则是个“方法派”。
他上任伊始则选择利用“殡葬改革”解放全县干群思想，经过一年多整治，全县的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干部思维有个全新的改善。
在记者实地调研中即可发现，与超前的城市规划、工业园区建设、产业结构转型的一样，一批民生、民心工程都是这些外来“一把手”在短期内所要留下的“实体”。对比他们任职之前的地区经济数据，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像种子一样开花”
易地，易岗，易职。
干部交流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干部太固定，使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有必要在适当程度内进行干部交流，即上面与下面、前方与后方、军队与地方的干部交流。
该项制度在2006年被提升至《公务员法》范畴之后，中央同时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任期暂行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把干部交流制度与干部任期、回避制度，统筹考虑，并整体推进。
2009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干部交流力度的具体举措。同年12月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干部交流回避制度的主要任务。
为给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07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中，中组部首次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地区有计划、分批次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到西部任职，加强地、县领导力量”。
当时就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一干部人事制度有了一大进步，因为与以往的“交流挂职”不同，此次是“交流任职”。从“挂职”到“任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大为不同。这也是为了避免交流干部出现仅仅是“摆样子”、“镀镀金”的现象。
西部引进的很多干部还自中央来。中组部2010年推出干部交流“新举措”，当年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就派出60余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其中有一部分就担任县委书记一职。
“引进、交流干部，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人才交流与引进，更重要的是对干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包括行政资源、企业资源、效率、金融、思想、管理等全方位的引进。”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说，这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贵州88个县中，半数以上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10—2011年两年间，贵州分两批从多地引进的12名干部担任县委书记。
12名外来的“县委书记”到任后，所激发出来的“鲇鱼效应”，使得当地干部的作风得到了迅速转变，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中组部研究室于2012年在 《求是》上刊发的《贵州省从相对发达地区引进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情况调查》一文就提出“特别是要选好配强县委书记这个科学发展的领头人，为贵州转型跨越发展 提供坚强保证。”
“这样做，既有助于引入先进发展理念、优秀人才资源和新的工作方式，又有助于促进本地干部转变思想观念，激发他们的干事激情，还有助于利用发展资源，加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加快本地开放发展。”中组部党建研究所陈东平对《小康》记者指出。
随着两批干部的成功引进，也有人开始担心：跨省引进干部机制能否可持续？
贵州省委近期明确提出，下一步不仅要引进县委书记，还要在市（州）、省直厅局、国家级开发区引进紧缺急需的市厅级领导人才并形成规模效应，将“系统化、配套式、成建制”地引进人才，构建贵州党政人才新体系。
相比较在任时所建道路、所引项目等，对于此次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县委书记们来说，如何确保执政理念的可持续性，他们更看重“无形的东西”，即当地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就算未来我们被调离，有着新思维的干部将“像种子一样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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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流干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县官的渴求程度也在不断增长。困扰与渴求的不断交织，交流任职干部这个不为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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