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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雷鸣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 司晋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多地倡议春节“非必要不返乡”。不过，无论在哪儿过年，对于国人来说，春节的脚步每近一天，羁旅的乡愁便浓郁几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展望未来，在乡村振兴的视野下，还会有像春运这样集中的人口流动吗？届时，每个人的“梦里老家”又将会是什么模样？ 雷鸣强：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正常地双向流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住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所。 ■乡村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和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平台。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然、直接和亲密的关系衍生出的守望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贵的东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司晋丽 整理） 从“春运”到“春节旅游” 1月21日，正值湖南省两会开幕前夕，作为两会邀请列席人员，雷鸣强与其他代表、委员一样，准备进行组织有序的核酸检测。 “叮”，手机铃声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内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一首友人转发的、网友改编自诗人余光中《乡愁》的“新诗”：从前／乡愁是一张张火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张张核酸检测证明／我在这头／故乡说：你就在那头吧，别回这头！ “疫情当前，许多人都选择了响应号召不回家过年，这首‘应景之作’多少折射出大家对疫情防控的乐观、幽默和豁达的心态，也算聊遣思乡之情吧！”雷鸣强说。 雷鸣强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畔、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水乡。1983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长沙工作，从此就把家安在了长沙。尽管长沙已成为雷鸣强的第二故乡，但每当看到“家乡”二字，他第一反应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乡村落。如同心理学所称的“印刻现象”，在雷鸣强的认知里，家乡是凝结着一个人最初成长记忆的地方，也是人们最初人格、情感、口音形成的所在，是别的地方取代不了的。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总要求。按照党中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规划，到了2035年，乡村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然而，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乡村的中流砥柱、青壮年人才的流失。 谁来建设新农村？对于这个问题，雷鸣强似乎并无太多担心。他说，以前由于种地收入低，乡村其他就业渠道窄，剩余劳动力只好从土地解放出来，到城市谋生：建筑工人、家政人员、快递外卖小哥……也正是这些人群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为城市的飞速发展贡献了不可缺失的力量。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不要忽视了国家强大的投入。”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程度前所未有，农村已不再是无人光顾的寂静角落——一些人瞄准乡村振兴的新机遇，开始考虑回流农村了。甚至有的城里人，也看好农村发展前景，到农村投资办厂设企业了。 在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中，他总结出当下的几种心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较浓厚，倾向于趁着年富力强在外多赚些钱，最终会回老家盖座房子，就近工作、安稳生活；“80”、“90”、“00”后的新生代们想法则更趋多元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城市，告别乡村；有的近几年已经乘着政策东风回乡就业创业；有的则观望着：如果家乡产业起来了、收入高，愿意回去做“农场主”或者“领工资的农民”。 “到了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人们不会再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是正常的双向流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城市和农村的常住人口也会稳定下来，人们各安其所。”在雷鸣强的憧憬中，到那时，乡村的青壮年不需要再脚踏城、乡“两只船”，核心家庭不再承受分离之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些当下的“特有名词”也不复存在了，人们会在美好的天伦之乐中继续奋斗，向着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前进。 雷鸣强想着，再过15年，像春运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流动大概率会减少。“春运可能会类似于‘春节旅游’，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去城市玩玩，或到乡村观光，类似于现在的走亲戚。” 复兴乡村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现代化是一个不懈的奋斗过程，更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追求。 雷鸣强觉得，当下的生活，早已越来越“现代化”——家乡风雨飘摇的茅草屋摇身变为漂亮的小洋楼；小时候从家到长沙要坐24小时的轮船，现在高速公路全程畅通，开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年逾八旬的老父亲，在长沙与老家的乡亲们视频一聊就是大半天；在北京读研的儿子，通过互联网，可以遍阅全世界的学术资料…… 共享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雷鸣强的父亲雷光华心中一直装着共同富裕的坚定信仰。 雷光华出生于1937年，是村里的老书记。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带头承包了村里500亩的杂草荒滩，并用勤劳将其变为丰茂的芦苇洲，赚到了家里“第一桶金”。正是以这种魄力，他后来带领全村人民战胜贫困、过上好日子。现在，尽管已经随子女们到长沙生活，雷光华还是以各种方式与乡亲们联系着：“家里有什么困难吗？”“孩子现在在哪儿读书？” 由于父亲的热心，雷鸣强在长沙的家也成为乡亲们的二代、三代们在外考试读书、打工就业的“中转站、加油站”。 去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热播时，雷鸣强和许多观众一样，因剧中乡村教师和孩子们之间的真挚感情而落泪。 他曾在衡阳市西渡镇陡岭小学调研，发现学校共有9名教师，包括校长在内的8名教师都是从县城来支教的；在校学生有100余人，皆是支教老师来了后回流的本村孩子。“农村的孩子并非都要到镇上或县里读书，而是有些村里实在留不住好老师。”雷鸣强略显无奈。 在他的记忆中，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小学了，弦歌不辍，也是乡邻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地方，欢声笑语常常从学校传出来。“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和乡村治理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平台。”而现在，村里的学校变得静悄悄的。 地方教育过度向城镇集中，乡村教育“空心化”，只会加剧乡村的衰落。要解决城乡差距、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充实教育、医疗等资源是注定要过的坎儿。雷鸣强有一个设想：通过复兴乡村学校来聚集人气，助益乡村治理。在他的设想中，乡村学校和村医疗室、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同步规划建设、人员使用与教师队伍建设相互融通。再过15年，兴许会是这样的情景：乡村医疗服务人员兼任乡村学校校医，科技人员兼任乡村学校科技辅导员或是素质拓展教师，学校音乐、体育教师兼任村文化干部…… 很庆幸，乡村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丢 2016年，在上海市闵行区挂职副区长时，雷鸣强曾到青浦区中步村参观。中步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有一套完整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党建引领下，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几位村民遇到事儿，就来到村民小组长家里聊一聊、议一议，最后各自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个颇具乡味儿的熟悉景象，令他“穿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大队部办起了油榨房，大队的办公场所临时迁到了雷家。那几年，年少的雷鸣强目睹了村里两口子吵架、村邻间一闹矛盾就跑来家里让父母充当“调解员”的情景：当时有几位远离城市和亲人、到村里学校当老师的知青，也被父母不时邀请到家里吃饭、谈天说地，以至于这些教师亲切地称雷家为“知青之家”，直到后来，他们回城至今，也没有中断与老书记家的联系。 “这种发源于农耕文化的自然、淳朴和亲密的关系衍生的守望相助和共同的情感认同，正是乡村的根与魂，也是乡村最珍贵的东西，很庆幸没有被弄丢。”雷鸣强用社会学里的“首属群体”来概括这种人际关系。他一直觉得，有乡愁的人是幸福的，当在城市里感到孤独的时候，内心总有一份温暖和实在的寄托。 “将来，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可能会到农村去，在绿水青山间养老也好，作为乡村发展中的‘新乡贤”也好，这些人会是城里、农村两头居住的‘两栖动物’。”雷鸣强说。 他解释说，人的一生一直在追求着现实需要和精神归宿两者间的平衡。随着年龄的老去，对精神的追求会占取上风。中国人内心普遍抱有原乡情结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广义的乡愁，并非仅仅对自己的故乡而言，也可能是他人的故乡。 话题再回到上海的中步村，雷鸣强判断，这个洁净、美丽、古朴的村落毫无疑问将是未来新农村的一种样本：经济上工业反哺农业，政府对农业进行生态补偿，这个村子也成为了城市的后花园。 这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现代化程度高求非常高。曾经，为了支撑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广大的农村不遗余力地奉献出宝贵的人和资源；等社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后，其他产业也会来回馈农业。到时，农业现代化程度更高，农民更专业化，但不再是种地的代名词了，而会用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效率。雷鸣强将他们分为三类：生产技术型、经营管理型、综合服务型。 “现在，全国大概已培养了1800万名高素质农民， 15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呢？”雷鸣强很期待。他想，高素质农民应该是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者、农村创新创业的先行者、传播党的政策和先进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他们还将作为乡村的主人，带领村民们走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蓝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