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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华曲艺界的知名人士，从五十年代的文化发展到十年“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恰逢古稀之年的章竹林见证了时代变迁给金华文化界带来的几次震动。日前，记者前往章竹林家中采访，试图从章竹林的个人成长史中追寻文化改革的踪迹。 10岁登上 农村剧团舞台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早春，幼学之年的章竹林首次登上本村剧团演出的舞台，饰演《三上轿》中一个贫苦农家孩子，泪流满面地说：“哥哥，别人家都吃白米饭，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引得台下同病相怜的村民们泣涕涟涟。这便是盛行当年的“穷文化，苦文化”。 当时的农村，文艺演出不多，章竹林在农村小剧团的这次亮相，为他以后登台演出赢得了机会。一次，一个专业戏班子到罗埠招演员，章竹林想去报名，但是奶奶坚决不让他去，只因在当时，“戏子”一流在三教九流中属下九流，不被人待见。 随着党中央“双百方针”的提出，郭沫若的《蔡文姬》、吴晗的《海瑞罢官》、杨沫的《青春之歌》、老舍的《茶馆》等优秀作品纷纷问世，农村文艺亦是精彩纷呈，道情、小锣书等金华地方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民创作积极性很高。下章村一位外号“小水牛”的村民曾自编自演一个“120个头”的方言快板，引得台下一片喝彩，笑痛肚子的章竹林也于此时萌生了喜剧性文艺创作的念头。当时，农民都在生产队干活，每到二、三点下午茶时间，空旷的茶馆便瞬间人满为患，“一到点，大家就都往茶馆赶，大家边喝茶，边听唱道情、说书、讲故事”。这便是极具时代特征的“茶馆文化”，受此熏陶，章竹林日渐对金华曲艺情有独钟，也从茶馆里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 15岁时，安地水库分派给上章村里两头牛，用以在水库工地拉土料、石料，章竹林跟着村里的一个大人与两头牛来到水库，每日割草、喂牛，有时看工地简报，心念一闪就学着写，把当时工地民工吃苦耐劳，奉献水库建设的火热场面写成了新民歌，并在工地简报上发表，后被当时的《金华日报》转载。由此，章竹林在工地小有名声，很快被调到工地宣传队。两个后台伴奏，两个前台演唱，再加章竹林一个小编剧，这便是当时宣传队的人事配置。章竹林每天在劳动一线采访创作，利用仅有的资源宣传模范人物、先进团体、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人帮提出“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赶下台”，面对10亿看客，全国的舞台上只剩下固定的八个样板戏，众多优秀文艺作品如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受到严厉打压。自此，农村文艺陷入了十年沉寂。“怎么还是这个戏，看都看腻了。”这是章竹林最常听到的抱怨。纵有各级领导带头看戏，却再也无法重现当初座无虚席的热闹场面。那时，老戏不准演，老道情不能唱，为消解乏味，章竹林也曾偷偷跑到邻村一户人家家里听传统道情，“都是把门关好，躲在里面听。” 从备课录情书到创意示爱 1969年的儿童节，章竹林邂逅了初恋。 如往常一样，章竹林守在金兰水库修建工地广播站，在播放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前，先架上菜盘子一般大的旧式唱片(又叫留声机)，工地各处的高音喇叭里霎时间歌声嘹亮，“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他还清晰地记得那是才旦卓玛的歌，来自西域的天籁辽远而纯净，恰似那天的万里晴空。章竹林心下无比舒畅，欣欣然坐在门槛上看起了报纸，这时忽见一美丽女子姗姗而来。手里捧着一卷红纸，那女子是城里下放的知青，在附近村小当老师，她是挑着草鞋带着学生来工地慰问的，想借广播站读一封慰问信。章竹林招呼停当，女知青很快认出章竹林来，并告知她是他的忠实读者，随后开始切磋起写作，并盛情邀请他到她家去玩，后又两次寄来邀请信。 章竹林终于坐在了女知青家的桌前，随手翻开桌上的备课录，“一看，我的整张脸就红了，心里‘扑腾扑腾’地跳”。女知青把自己的名字和章竹林的名字紧挨着写在了一起，一组组密密麻麻写满了三页备课纸。章竹林心下慌乱，端起桌上女知青泡的糖水喝起来，“那天她泡的糖水很甜，我一直甜到了现在。但是当时我是农村人，个子又小，很自卑，就婉拒说已有家室。”十年乃至半个世纪以后，他们是朋友，还互相来往，当年的女知青后来也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的一曲《乡恋》曾被批为“黄色歌曲”，时至90年代，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已响彻大江南北，琼瑶剧则于此后在中国大陆火爆荧屏。如今，咖啡馆、西餐厅、大街小巷……无处不见双双对对的恋人，文化多元、个性张扬的年代，各色示爱方式层出不穷，再不是备课录配一杯糖水那般含蓄。自行车上的婚礼、草原上的婚俗、教堂里的婚约……融合多元文化的婚庆仪式亦不似1971年章竹林婚礼上歌唱《毛主席语录歌》那般千篇一律。 改革之风将草根文化人“吹”进城市 1978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华大地，邓小平提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党中央各项政策陆续下达。1979年，章竹林被借用到金华县电影管理站工作，创作小快板、顺口溜、小演唱等，由各电影队安排人员在电影放映前说唱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新人新事、批评赌博等成为他创作的主要素材。“大哥大哥，你吃好喝好真是幸福。”“老弟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们生产队是把我承包给一户家庭里养了呢！”一段由他和郑土华合作的道情《贺新房》从村里唱到了北京，节目歌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果，让台下观众在嬉笑之余倍受鼓舞。推行改革开放任务最艰巨的时期也正是章竹林文艺创作的巅峰期，用章竹林自己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给了文化人施展才华的机会，文化人也应当为改革开放奉献自己的智慧”。 因为工作出色，当时的文化馆馆长王风想把章竹林要到文化馆工作，并打报告要求把章竹林的户口从农村迁入城市，但人事局方面十分为难，“一不是知青回城，二不是给父母顶职，三不是右派平反”，人事局觉得有难度，把报告转到省里。王风又跑到省里去要求，并让章竹林把自己发表、得奖的作品目录一一罗列出来让他带去。1980年最后一天的清晨，半梦半醒的章竹林迎来了人生中又一大喜讯，“当时我还没起床，只听见王风老远地就开始喊我的名字，说我喜事来了，破格特招报告批下来了，让我上午先到他那儿拿批文，当天就回家迁户口，把购粮证的事情办了。” 初到文化馆，章竹林主要从事曲艺和民间文学工作，兼协助编印《婺江文艺》报，每期报纸须寄往全国各地，当时没有打印机，信封靠手写，白天工作忙不完，晚饭后，章竹林就把妻子和一双儿女叫到办公室，自己写信封，妻子装信封，女儿、儿子糊信封。章竹林似乎在用这种方式默默表达着某种感激的情愫，“我一个农村出身的人，又只有小学文化，领导把我们家三个人的户口迁到了城里。那时城里户口贵啊，一万多块钱才能买一个。我喜欢写作，我想写快板，领导就让我写快板，我想写新民歌，领导就让我写新民歌，我喜欢曲艺，领导就让我从事曲艺，能把工作和爱好统一起来，这是特别难得的事。而且周围那么多有才的人，王风剪纸、章伟文写小说、倪祥庆、方康明搞音乐、洪爱琴舞蹈、诸葛栋画画、张经华摄影……能在这里工作真是太幸福了。”于是，章竹林便在文化馆勤勤恳恳工作了23年，其中还兼任了18年的金华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直至退休。 从露天电影到家庭影院 “文革”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一度停滞，《沙家浜》更成为1966年～1972年国内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改革开放后，伤痕电影与伤痕文学同步兴起，国内电影产业迎来新的黄金发展期，时任乡村电影放映员的章竹林正是这一盛况的见证者。 据章竹林回忆，那时，电影都是在村里晒谷场上或学校操场上露天放的，十年文化生活的贫乏让村民看电影的热情空前高涨，“就算接近零度的天气，村民也会赶上十几里路跑来。”很快，十里八里的村民都认识他。在章竹林的印象中，放电影的都会骑自行车，这个村放完再赶到下个村，还要时不时骑车去换片，唯独他不会，但这并不影响他顺利工作。章竹林家门口就是一条大路，只要他背着影片箱出门就有人过来打听，“什么片？在哪里放？”听得章竹林答话，旁人就会欢呼着吆喝起来，这时往往就有路过的骑自行车的人捎带章竹林到目的地。 从来望见场上人挤人挤满观众的章竹林，却放映过一场只有两个人看的电影，于他而言，那段尘封的故事也由最初的震撼转为古稀之年鲜有的深刻回想。一次，章竹林正赶赴某村放电影，临近村时却被一个小姑娘拦下，姑娘要求章竹林到她家放一场电影。章竹林想是小年轻胡闹，本想拒绝，却见姑娘央求起来，“她说奶奶已经78岁了，瘫痪在床，这些年只听过电影的声音，没法看电影。希望奶奶在有生之年能真正看一场电影。我听了特别感动。”章竹林思量着时间还早，就搬来设备，圆了祖孙俩的梦。 经历改革开放35周年后，如今的电影市场却俨然是另一番光景。伴随第五代导演的不断成熟，第六代导演的个性探索，加之电影产业以其投资回报率高、资金回笼快的特性吸引大量民间资本注入，中国电影界可谓“百花齐放”。电器、数码、IT行业的技术革新和平价竞争更助推家庭影院趋向平民消费。千禧年后，网络点播、数字电视悄然走进千家万户。立体声画、3D、IMAX、全自动座椅、免费停车位……各地院线早已致力于电影放映之外整体观影体验的提升。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顺应时代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来，全国各级文化媒体逐渐实现事转企改制，文化市场日渐繁荣，线上一部《喜洋洋与灰太狼》走红，线下成百上千款的喜洋洋文化衍生品一度热卖，文化产品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经济带动力。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点讨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鼓舞着全国无数如章竹林一般的文化工作者积极奋进，章竹林也在与女儿“花花”一同编辑出版国家级“非遗”丛书之《金华道情》，发挥文化工作者的余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