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第一次是2010年荣获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当时只有激动，后两次作为人大代表来开会，责任重大，害怕辜负乡亲们的托付，我感觉到压力很大。”在宁夏代表团驻地的房间里，乡村女医生马玉花代表正在伏案仔细修改自己的发言稿和建议，也许心里装着太多的话，她一脸凝重，心思重重。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在给乡亲们看好病、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同时，还要想办法多了解一些党和国家的政策，尽量熟悉掌握县上的、乡上的、村上的事情，把基层群众的想法、声音带到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言献策。”
今年45岁的马玉花是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王团镇罗家河湾村的一名村医，她1987年高中毕业，因家境贫困中断学业回家务农，1996年被聘为村医。这一干就是18年。为了更好地履职，开好这次会议，马玉花抽出时间专门找资料、搞调研，认真撰写意见建议——希望国家出台好政策，继续加强农村医疗服务，让贫困地区老百姓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据马玉花介绍，同心县是典型的“老、少、贫”地区。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好政策出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生了巨变。为了让山里的老百姓日子好起来，同心县一直在搞移民搬迁，把山沟里的群众都搬迁到了有水、能看病、娃娃能上学的地方。“可以说，国家对农村特别是我们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政策越来越好，投入越来越大，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盼头。”
18年来，她一人承担着全村2400多口人的预防接种、公共卫生、健康检查等11类50项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到她这里看病吃药没有几个钱，可是就有一些老人交不起，常常就得几块、十几块的欠着。“实在没有，咱总不能不给他们看病吃药，干村医就要凭良心为乡亲们服务。”从她口中得知，从最初的25元到今天的500元工资，虽然很少，家人也多次反对，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谁家有个大小病都会第一个想到她、找到她，她从不推脱。
“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能够为乡亲们服务，得到他们的信任和理解，我就很知足了。”这也许就是马玉花多年来坚守的信念和理由。
目前，同心县已经建设了170所标准化村卫生室，共有村医249人，其中50岁以上130人，60岁以上67人，70岁以上5人，大多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聘用的赤脚医生，整体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很难满足当前乡亲们日常看病的需要。“我们这些村医一个月500元，退休后只能拿到100多元钱养老保险，所以没有人退，超龄服务，再说乡亲们毕竟也离不开我们的服务，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点痛苦。”
马玉花感慨地说，眼下年轻人学历高、技术好，但不愿扎根农村，“我希望国家能在不断推行农民大病救治的同时，在乡村医生退出机制上给予政策保障，大幅度提高乡村卫生人员服务水平，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鼓励年轻医生到农村来当医生，乡亲们需要他们！”
记者手记
乡亲们需要好医生
保障着全村2400多口人的健康，包括疫病控制、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卫生监督等国家规定的11类50项农村医疗服务的，竟然是眼前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村妇女。记者在由衷感到敬佩的同时，更难以想象其中的艰辛和不易。18年的坚守中，马玉花刻苦钻研业务，尽心服务乡亲们，用自己的良知诠释着一位乡村医生的职责。尽管只领着微薄的薪酬，她也毫无怨言。“乡亲们需要我。”这句话充满亲情，但是，在与马玉花的接触中，也能感受到偏远贫困农民对先进医疗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渴望。“我在技术水平上还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句话她时常挂在嘴边。
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是我国医疗预防保健网络最基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完善和健全，实质上就是保障农村生产力，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起，马玉花就想着要改变乡亲们缺医少药的现状。马玉花还要继续修改自己的建议，“今晚又得熬夜，一定要让更多人认可我的建议，乡亲们太需要好医生了！”(本报记者 党柏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