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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的，商人集体曾构成一道恢弘的风景线，其见地、魄力、能力、创造性和时代精神，即使放在当下，亦足令人心仪不已。不过，先秦时期的这一群创富和济世达人并非一蹴而就、风流天成的。 商业思想的时代先声
鲍管之交 鲍叔牙和管仲合伙经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鲍叔牙慧眼识人，先是让利，委托管仲当股份公司的CEO；后又让贤，推荐管仲当上齐桓公的CEO。“管鲍之交”为中国商人确立了正确的义利观，成为千古美谈。由此，鲍叔牙也无疑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先行者。 管仲担任齐相40年间，继承姜太公以来的“工商立国”和“轻重九府”传统，通过工商并举、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和货币战争，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崛起成为春秋首霸。其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制，构建了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体制；盐铁专卖制，则成为汉代盐铁专营制的滥觞；“女闾”制更开创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比公元前594年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至少早50年。管仲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西方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德·蒙克莱田早2300年；其“富国强兵”之策，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400年，比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早2500年。特别是管仲通过“货币战争”倾覆天下诸侯，成为当今世界“和平演变”和“大国崛起”的先声。 “计然七策”开创中华商学 早期道家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计然，在七国之间经商，富甲一方。后来越国大夫范蠡拜计然为师，并将他引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尊之为国师。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发展规律，发展出所谓“计然七策”，被誉为“中华商学之祖”。 孔子三大得意门生之一的子贡则因能言善辩、雄才大略，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他不仅是春秋战国之交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更是外商内儒、文行忠信、富而好礼、博施济众的“儒商鼻祖”。范蠡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他两次辞官，两次创富，三致千金，三散其财，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中华商圣、道商鼻祖。两千五百年来，国人常常将范蠡和子贡相提并论，把商业经营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白圭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城洛邑人，他先在魏国从政，魏国崛起为中原强国；后来也像范蠡一样辞官从商，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八字秘诀，同时将自己的商业实践总结为“智、勇、仁、强”四字箴言。他还收徒传授商道，不少跟随他的弟子都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说，孔子首创“儒学院”，白圭则首创“商学院”。如果说“计然七策”更多的是富国之策，那么白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因此，司马迁称之为“治生之祖”，宋真宗追赐其为“商圣”。 吕不韦的风险投资
影视剧中的吕不韦形象 出生于商人世家，家累千金的吕不韦不满足于十倍、百倍之利，发现长期羁旅在赵都邯郸的泰国王孙异人是“奇货可居”的潜力股，毅然一掷千金，并将已怀孕的爱妾赵姬送给异人。在吕不韦的全程谋划下，异人和自己的私生子嬴政先后如愿当上秦王，他自己则担任秦国丞相十三年，封邑洛阳十万户，家僮万人，食客三千，号称“仲父”，可谓红极一时。从商，吕不韦的风险投资换取了立君谋国的“无数之利”；从政，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他招揽门客汇编的《吕氏春秋》集杂家之大成。但吕不韦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商人，在他的心目中，人和感情都是可以用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正因为吕不韦的利欲心太重，所以他既没有像范蠡那样在功成名就时急流勇退，也没有像管仲那样富有“三归”而得善终，却因后宫淫乱而罢相，最终饮鸩而死。吕不韦像现代股市，做长线投资，炒暴了股市，谁知一夜之间股市暴跌，一代“股神”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不愧为中国商界最早的“风险投资家”。 先秦商家的时代价值 先秦商家的生活在距离我们3800年至2200年这段时间，先秦商家不仅致富有方，济世有功，更有人立言传世，成为先秦诸侯百家中善言货利、富民强国的重商学派——“商家”。
从历史时间来看，先秦商家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呢？时势造就英雄。春秋战国之交出现铁器、牛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土地不断私有化，井田制遭到严重冲击，周天子王权旁落，宗法制、世卿世禄制、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等传统制度开始动摇，诸侯争霸，诸子争鸣，诸商争富。这样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年代，对于工商阶层来说充满机会。战乱的时候，小到粮食、牛羊，大到车马、武器等军火，商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暴利；相对安宁的时刻，他们又可以经营布帛丝绸、珠宝饰品和日用品，在「礼崩乐坏」的浮躁年代这些都是发财的大买卖。春秋战国的乱世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工商阶层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