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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本土文化的元素，可以证明那时的金沙已经非常开放，和如今天府文化中“创新创造 乐观包容”的特质一脉相承。 ·多重文化的融合丰富了成都的文化形态，涵养了成都的文化气质，提升了成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高度。 文明互鉴，美美与共。 彼时不同，此时共同。 10月18日，新出炉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灿烂长河的拼图。入选其中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则是代表古蜀文明的两块拼图。 2001年的冬天，在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的考古工地上，一件“十节玉琮”的出土，令全场考古队员为之振奋。带着典型的良渚文化烙印，这件玉琮辗转流离，最终来到了遥远的金沙。古蜀人与外界交流之紧密，已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 3000年来，成都在发展变迁中历经多次大移民和多元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洗礼，涵养出和谐包容的城市精神内核，奏响了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交响乐。 开国不茫然 古蜀时期成都已有了朋友圈 从宝墩文化时期开始，古蜀文化便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区域性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时愈加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蜀文化是封闭发展的文明。 商周时期，蜀人便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璋、璧、戈等形制反映殷商文化对蜀文化的渗透；殷墟出土的有领玉璧也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有领玉璧相似，中原青铜器的云雷纹、饕餮纹等在三星堆、金沙青铜器或玉器上有所发现。 古蜀文化也对外产生了辐射作用，在陕西宝鸡发掘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人像，其人物造型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青铜人像极为相似，可见古蜀文化的影响力已经到达秦岭以北。 商周时期，古蜀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联系。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发现了有蜀地特色的有领玉璧；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在造型、纹饰及琢刻工艺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有显著差别，并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完全一致，可见蜀地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 还有观点认为，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远程贸易。也许，数千年前，一些异域商队已频频来到成都平原，带来了诸如象牙、海贝等富有西亚、中亚特色的货物。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本土文化的元素，可以证明那时的金沙已经非常开放，和如今天府文化中“创新创造 乐观包容”的特质一脉相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成都虽然身在四川这个相对封闭的盆地，但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文化包容吸纳外部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保持了它自有的文化特质。”在新石器时代有马家窑文化的南下，夏时期有二里头文化的进入，商时期有来自长江中游文明的进入，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成都文化自身发展体系。 蜀道何曾难 丝路之声带来文化融合的交响 文物是时光大步向前时留下的脚印，让后人在回首茫茫历史时有迹可循。 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和蜀锦密不可分。成都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四台蜀锦织机模型，不仅印证了成都织锦业的繁盛历史，也印证了成都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被誉为“天下母锦”的蜀锦，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还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南方丝绸之路起始于成都，经云南出中国后到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然后继续往西至中亚、西亚。司马迁最早记载了这条神秘的通道。汉武帝开通北方丝绸之路后，因为蜀锦受到世界的追捧，迅速地成为了北方丝绸之路上当仁不让的贸易主角。 除了丝绸，茶叶也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见证。西汉时期文学家王褒在成都所写的《僮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关于茶叶、饮茶和茶叶买卖的记载，这也充分证明了西汉时期，茶不仅作为饮品开始盛行于城市社会，而且也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买卖。 随丝路进入成都的还有音乐。永陵出土的24伎乐，使用的20种乐器以龟兹乐（西域民族音乐）为主，清商乐（汉族大曲）为辅，又吸纳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高丽（朝鲜）等外国器乐，是唐代由雅乐向以龟兹乐为主的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世界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 在饮食上，古蜀人即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传统。发展到清末，川菜的烹饪技艺体系全面形成，风靡西南，并影响了中南、华中和中原等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菜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依靠其丰富的自然条件和传统习俗，而且还得益于广泛吸收外来经验。历史上四川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带来了各地的饮食文化，为川菜兼采各地烹饪技艺之长创造了条件。 多重文化的融合丰富了成都的文化形态，涵养了成都的文化气质，提升了成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高度。至唐代，成都的诗歌成就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有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文化现象。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王勃等都曾来到成都，创作出流传于世的名篇佳作。 融合谱新篇 成渝共绘“双城”新画卷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 万里丝路，千年梦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根植历史，更面向未来。成渝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属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区位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又一次印证了巴蜀古往今来的源远流长。 成渝东大路，是川西平原沟通川东的主要道路，全线早在汉代即已成形，时称蜀巴大道。唐代正式将此道称作官道。清末，一位叫傅崇矩的简阳人走了一遍成渝古驿道，并把他走的里程和站点记在了《成都通览》一书中。他从成都东门出发，一路向东，止步于重庆府通远门。 明朝末年，历经天灾人祸，四川全省人口锐减。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使天府之国再度繁荣。成渝东大路，见证了先辈怎样筚路蓝缕，使蜀地再度复兴繁荣。 成渝城市群正处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是我国西部内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最优、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创新程度最高的区域。 当前多种发展机遇叠加，加之成渝两地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亲。梳理成渝历史文化，俯身重拾古道记忆，推动文化交融发展，赋能区域经济活力和韧性，成都责无旁贷。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成都以文化链接世界的努力从未间断。即将举办的第八届成都国际非遗节、成都双年展、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等国际活动，势必将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在成都与世界之间建立新的联系。 时间与空间，形塑了山水，涵养了人文。3000多年来城址未移，2000多年来城名不改。成都，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一路走来，在与各地文化不断交融过程中滋养壮大，奠定了迈向世界文化名城的基石。 名家评金沙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 金沙的发现有多层意义 20年前，金沙遗址乍现，填补了古蜀研究的大量空白。谈及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三星堆、金沙和其他的考古不同，没有直接的文字。比如殷墟遗址，多数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尤其是殷墟有甲骨文。而三星堆和金沙的发现特别神秘，有很多种可能性，外人一看，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小说，拍一部电视剧。对很多疑问，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所以这里很神秘、神奇，令人震撼。” 都说三星堆和金沙文明受到了长江中下游文明影响，那三星堆和金沙有文化输出吗？王巍说，“文明是相互交流的，相比之下，夏商时期，看到更多的是中原对外的影响。”比如三星堆海贝和商王朝有关系，因为商王朝的墓中有很多海贝出土。“我们发现的神坛，最高顶上是商王朝铜器。我认为，大神树是扶桑，因为神树与鸟有关，四只鸟在上面，每天有一只载着太阳。以及这次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琮上的两种神树，这个思想在古代是通天的重要思想，所以，通天思想很可能是发源于古蜀文明。”
王巍表示，金沙的发现有很多层面的意义：第一是成都建城史；第二是有了金沙，可以得知3000年前在成都平原就已经有了发达的文明。“宝墩虽然也在成都，但宝墩时期是比较初步的，但到了金沙时期，冶金、琢玉技术、宗教信仰等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这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为数不多的发达中心城市，我们也看到后来的蜀锦等都是以三星堆和金沙为基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