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医生黄山林给村民看病。 自从16岁时被推荐为村级卫生员，再到后来变身为乡村医生，黄山林一路“充电”一路行，在村落间的50年行医路见证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虽然其中充满艰辛，但他都能快乐面对并从一而终。得到乡亲们的认可，67岁的黄大夫心满意足；能够在有生之年亲手建起一座标准化卫生室，是他未了的心愿。 半工半农的乡村医生 2月26日，酒泉市气温骤降，55公里外，位于祁连山(600720,股吧)脚下的金佛寺镇更显寒冷。 清晨5时，金佛寺镇丰乐口村七组一座陈旧的宅院里射出一丝光亮，67岁的主人黄山林和往常一样按时起床，生起炉火后径直走进后院，给家禽家畜添草喂食。 黄山林夫妇育有两女，小女在兰州工作并成家，长女黄利芳十几年前从卫校毕业后随父行医，大女婿在镇卫生院工作，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城里上学，由黄大夫的老伴进城照看。黄大夫则“留守”村卫生室和7亩多农田。卫生室离不开他，他只能利用早上的时间侍弄庄稼，照看那些家禽家畜。 在黄大夫看来，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说种些口粮田、养几只家禽家畜没多少收入，但不能把根丢了。” 喂完家禽家畜回屋，屋子里已经有了些温度，老人简单洗漱后煮上一壶浓浓的红枣茶，坐在沙发上品得津津有味。 “不喝一口整天感觉不舒服。”黄大夫乐呵呵地说。 东方微亮，村庄以南十几公里处的祁连山显出模糊的轮廓，黄大夫简单弄些早点吃几口出门，前往1公里外的卫生室。 村组里唯一一条马路的尽头，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混平房就是金佛寺镇丰乐口村卫生室，室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屋子中央的火炉没有温度，室内和室外一样清冷。生火炉、打扫卫生，黄大夫重复着每天早上必不可少的动作，之后拿起柜台上的一张纸单，怀抱几个药匣子出门。百米远处的一间屋子是他的药材库，里面密密麻麻堆放着上百个装有中草药的编织袋。 黄大夫说，他每晚下班前都要清查药柜，第二天早上按照所列清单，到库房填充空缺的药品。300多种草药，他不看标签就能识别。 8时前，黄大夫收拾停当卫生室的琐碎事务回家，女儿黄利芳已经帮他做好了早饭，父女俩匆匆吃碗面条，先后返回卫生室。 “随时都有看病的乡亲们，我们也不能午休，中午不吃饭，直到晚上。”黄大夫说，这一习惯已延续几十年了。 50年行医路几度更迭 马路对面是村子里的文体活动场所，有篮球场、乒乓球案和一些健身器材，因农忙到来，没有人活动。黄大夫穿上白大褂，坐在那张陪伴了他几十年的旧桌子前，给自己“充电”。 黄大夫告诉记者，他平时喜欢运动，篮球、乒乓球都玩，只要球场上有人，他便忙里偷闲去玩玩，为的是“锻炼身体调节心态”。 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赤脚医生证”，黄大夫向记者讲述了他53年行医路上的点点滴滴，而他的历史，似乎在展示中国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史。 1964年11月，为响应国家有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号召，每个生产队都要推荐一名有文化、品行好、贫下中农身份的青年担当村级卫生员。黄山林上过小学五年级，是当时生产队少有的文化人，便被推荐到红寺公社（金佛寺镇的前身）学医。那年他16岁。“全公社推荐了50多个人，讲课老师主要是酒泉县（现肃州区）医院和公社医院的大夫，学习内容主要是注射、针灸和常用药物的使用。” 集中学习20天之后，黄山林和部分学友被安排到公社卫生所实习了10天，随后回村，正式成为一名村级卫生员。“一只体温表、一把医用镊子、一根玻璃针管，再加上一些常用药物，这就是公社卫生所给我们配备的全部家当。”黄大夫回忆，那时候还不会问诊听诊，主要工作是配合公社卫生所的大夫进行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比如给患者进行肌肉注射、指导患者服用常用药物、回访患者等。 就这样，黄山林甩开稚嫩的臂膀，用瘦小的双肩背起一只盛装全部行医家当的药箱，穿梭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家中，一路行走，一路抱着医学书“充电”，用一片热忱，担起卫生员重任。 1967年，为建立村级保健站，黄山林被公社派往酒泉县卫校学习中西医专业医疗知识，讲课老师除了县医院医生和卫校教师，还有来自北京的专家。一年后，黄山林拿到卫校毕业证，成为赤脚医生。 在担任卫生员和保健站大夫的那时候，黄山林算是半脱产身份，公社卫生院每月发放报酬，大队还要给计工分。包产到户后，工资待遇被取消了，黄山林一度成为个体行医人员，地地道道的“赤脚”了，直到新世纪初才演变为乡村医生，村卫生室正式被纳入政府的村级医疗单位并由镇上的卫生院进行规范化管理。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黄山林很欣慰。 两次合作医疗的实践者 正午，阳光微暖，火炉子里火苗噗噗，卫生室里暖洋洋的,不断有村民来看病。60岁的村民白年国因感冒来问医，黄大夫问诊后开具处方，再在白年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上进行记录。 黄大夫告诉记者，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村卫生室是第一道服务窗口，60岁以上的村民们看病，卫生室按比例减免医疗费，每月向镇卫生院上报清单，经卫生院和区卫生局审批后统一报销。 黄大夫的行医经历告诉记者，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应，新中国还曾实行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据黄大夫回忆，首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71年开始推行，那时候，他所在的曙红保健站是酒泉地区的试点，设立在酒泉的解放军25医院派出医疗队进行指导，基本模式是个人和集体每年按2元（1971年减为1元）的标准缴纳医疗金，老百姓看病，只缴纳5分钱的处方费，不足部分由大队统筹。 “大队统筹医疗费的主要方式是自产自制中草药再折价，大多数药材靠社员上山采摘。为了便于识别，我经常带人上山，这样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提高了我对中草药的认知能力。”黄大夫说。 首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村集体的亏损而于1978年前后中止了，黄大夫说，曙红村因是试点和先进，实行这一制度的时间最长。 推行合作医疗，是保健站的主要工作，除此外，正常的医疗服务工作还不能耽搁，在黄大夫的记忆中，为产妇接生是最为头疼的一项服务。“那时候老百姓的观念落后，加之医疗条件限制，产妇生孩子都是在热炕上。一个大队一天出生十多个小孩是常事，有时候一天出生二三十个，基本上都是我们上门接生，遇上难产的，要守候好几天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让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黄山林也替老百姓感到高兴。 傍晚，除了几位输液的老人，卫生室清静了许多。空闲时间是黄大夫的“充电”时间，他翻开一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培训教材》，逐条逐句地认真学习，不时用笔进行标注。 “这些年上面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抓得紧，要求乡村医生规范服务，不学习就得落伍啊！” 行医50多年，黄山林对农村公共卫生的医疗服务始终没有间断，但自从纳入肃州区村级医疗卫生单位序列、接受镇卫生院的规范管理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被细化，要求也越来越高。 欣慰之余还有未了心愿 黄大夫的服务人群有1200多口人，他常常行走在田间地头、上门在农家院落，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这些年，丰乐口村家家户户都留下了黄大夫的足迹，走过多少路，他自己也说不清。但他已经成了户户通，谁家的大门朝哪开，谁家的孩子多大，这家到那家有几步路，他都熟记在心。有些老百姓对常见病防治、卫生法规宣传等公共医疗服务项目不太理解，也不愿接受和配合，黄大夫还得凭借自己的威望和真诚苦口婆心地解释。 问诊听诊，上门服务，占用了黄山林的大部分时间，在村民们的印象中，黄大夫很少离开村子；在黄大夫的记忆中，他每年到酒泉的时间累积不到10天，即使省城有小女儿，他也很少去过。 “我们离不开他，他自己也不放心。”村民雒兴礼道出村民心声。 除了患者，黄大夫的卫生室常常会有一些来聊天的老人，村民们的言行举止，折透着他们对黄大夫的信任。 行医半个世纪，黄大夫在艰辛付出中也收获着喜悦和欣慰。用他自己的话说：“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女儿能够子承父业是我最大的安慰。” 然而，一辈子行医，黄大夫也心存遗憾和期盼。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村级卫生室的面积不能少于60平方米，药房、注射室、观察室、预防接种室等“四室”要分开。然而，黄大夫的卫生室，虽然“四室”齐全，但却是齐聚一室分区而设，虽然室内硬件设施错落有致、卫生明净，但距卫生部门的要求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但愿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着建起一座标准化村级卫生室。”黄山林道出自己最大的心愿。 晚上8点，窗外一片漆黑，最后几位输液的患者离开卫生室，黄大夫和女儿也结束了12个小时的卫生室工作，开始打扫卫生。村子里经常会有体弱多病的老人因不能出门而需要黄大夫上门服务，夜里到村民家出诊服务是常有的事。辛苦了一天要回家休息，老人祈愿“今晚不再有人患病”。明天的天气也许会变，但他和女儿的工作依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