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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9.3亿人次①!而我国大陆地区人口是13.6782亿人，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要去医院5.8次!每年近80亿人次涌入医院!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医院能满足患者的所有医疗需求吗? 80亿人次涌进医院，在这个海量的就医人潮中，患者的就医需求绝不是开刀、服药这样纯粹治疗的事情。由于性别、年龄、体质、生物与文化个性差异、病种不同，每个患者在寻求治疗中，对医疗机构、医生的期望、要求也是海量、多元、个性的。 人体是最复杂、最精妙的一个小宇宙，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在平均预期寿命76.5岁②的漫漫时光中，会发生诸多的不适与疾病，每次生病都会有很多的迷茫、困惑、不解，比如病因、治疗、康复，而治疗在不同的病情阶段，就有着N种不同的选择，选哪个医院、哪个科室、哪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是中医还是西医等等。每位患者走进医院，总是对医院充满着期待，总是希望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而现实情况常常是，患者带着满腹的疑问，进入诊室后常常是拿着一摞的检查单子，几分钟被打发出来。这种境况根本上还是医患供需严重的不匹配所导致的，845.4万医技师疲于应付着每年80亿的诊疗人次。让医生除了临床一线的治疗外，耗费时间、精力去为患者解答各类疑问，去做大量的患者健康教育、疾病解释等各类工作至少在目前的境况下是不现实的。即便越来越多的医生，意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医生愿意投入到患者教育中，尽可能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向患者解答更多的疑问，但每位患者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也感意犹未尽，颇感失落，满足感仍然比较低。 医生说，没有做各项检查，你问这么多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患者说，我自己的病如何治，我自己得明白啊。医患之间很多的误解、矛盾常常是在沟通环节中产生。 显然，帮助医生、医疗机构建立一套基于互联网特别手机应用端的疾病教育信息、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以个体、科学、易懂、互动为基本原则，让患者在诊室、病房中非常便捷地查询、了解到他所需要的所有问题，并且有效地配合医院的诊疗，将是我国医疗体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健康教育体系，或者说诊疗辅助体系，才能补上医疗体系的这块短板，才能让患者得到更多的满足感。 二、医院能保障公众的健康吗？ 以大数据为背景的基于互联网的各类诊疗辅助应用软件、平台，生物医药研发，以及以临床机器人为代表的医疗器械大量投入使用，我国医疗质量得到快速提升，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6.5岁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现实的另一个方面，却也让人们心生困惑，就是我国居民的健康状态又很让人忧虑。 我国慢病发病人数仍持续处在井喷状态之中。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45亿，每4人中就有1人患高血压，高血压前期(139-120/89-80毫米汞柱)患病人群高达4.35亿人，相当于每两人中就有1人处于高血压前期③;糖尿病人数全球最多，为1.14亿④;慢阻肺患者已经超约1亿人⑤。 重大恶性疾病高发、年轻化情况仍然非常严峻。我国2014年癌症新发病例380.4万，癌症死亡229.6万例⑥;非死即残的脑卒中患者约1036万人⑦。 这些庞大的数字，也符合临床医生的直观感觉，几乎每个科室的医生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医学越来越进步，而患者却越来越多。 一个明显的悖论在于，公众对于医疗体系的体验感，并没有随着与医疗诊疗实际水平提高而提升。事实上，人们对医学有限性的认知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公众对医疗质量的体验感没有本质的提升。 每当一个新药、新的诊疗设备、新的术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用于临床时，疾病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关病种的死亡率会有一个大幅下降，人们的医疗满足感瞬间拉到一个很高的点位;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又出现了，人们对医疗的满足感又开始回落;于是，新药、新的诊疗设备、新的术式又不停地一轮一轮地研发上市，投入应用，诊疗水平再次有一个提升，人们对医疗的体验感又一次回升……如此周而复始。 公众对医疗的满意度是随着期望值不断提升、变化，与诊疗水平实际提高呈现一个水涨船高似的动态的过程中，就像神话中的夸父逐日。换言之，医疗水平在科技意义上不断上升，患者对医疗的期望值也在上升，这个满足比值并没有出现绝对性的上升。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100多年前一位加拿大医生的名言，今天仍被医疗内外的人士认知医疗本质时广泛引用的一句话。 事实上，公众对医疗体系的不满足感，是全球性的问题，即便是英国这样全球公认、本国公民也最引以为傲的NHS系统，也会经常受到公众与媒体的抱怨，一些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与服务的个案经常被英国及全球重要媒体刊发。美国这样的一个卫生支出占到经济总量的18%的发达国家(超过了3.2万亿美元)⑧，其医疗服务体系也频频引起公众诟病。 公众与医疗预期之间的矛盾将伴随着人类历史，甚至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矛盾。长命百岁是人类的永久梦想，但上帝永远不能让人类实现这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了，就很少有人再去上帝那里报道。而且，假如人类的梦想实现了，这个地球就要崩溃。在这样的意义上，医生的工作确实有点儿像希腊神话中西西佛斯，不停地往山项上推动反复滚落的巨石，但生命终究要凋零，巨石早晚要落下。 医疗职能在保障公众健康上仅仅体现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样一个临床环节，是一种“有限职能”，让人们保持健康状态，把整个公众的健康全部依靠临床医生来承担，既不现实，也力不所逮。公众的健康显然有包含医疗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来完成。 事实上，“健康中国战略”，“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⑨，“做健康的民族”⑩……这些顶层理念与国家官方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机构的改革落地，都清晰无误地昭示了国家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着眼于公众健康的方向与努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一个名称的简单变化，从此前的“卫生部”，经“卫计委”再到今天的“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理念的转移。“卫生”与“健康”，是“国家卫健委”两个关键词，是该机构两块最大的职能。“卫生”，对应的显然是医疗机构，而“健康”则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系统。对于公众健康的认知与卫生医疗机构的并列平行关系，显示了国家从整个社会层面保障健康的方向。 一个“健康的民族” 是由一个个的健康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理应当在国家大健康理念下，不能对医疗抱有无限的期待，也不能神话与夸大医疗的力量，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自己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好积极的健康管理，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控制慢性病，筛查恶性病，得病后积极主动地请医生诊疗。 在保障公众健康中，在整个社会的大健康生态圈构建中，媒体作为公众健康意识的启蒙与动员者，作为公众健康素养知、信、行、果行为链条中发端者，有着巨大的作用与价值，更要与医疗、营养、健身、心理、健康管理等各界专家一道，推动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与公众健康体质的养成与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