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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林： 全国政协常委，历任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副总裁，兼上海五钢董事长；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兼上海宝钢研究院院长；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 2018年5月12日，早就说好这天要去成都参加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活动的葛红林，因为一个会议被留在了北京。用他的话说，他那天的心都在成都，情绪实难平复，就在会中编了一条短信，并请他当成都市长时的秘书小黄转发给了成都的同事们：“10年了，每年的今天，心情都不平静，无论是救人抢险，还是灾后重建，我都历历在目。我们一起悲与伤，一起坚与韧，又一起见证了今天的凤凰涅蓜。谢谢你，我们一起奋斗的战友，成都是我们的最爱。” 2008年5月12日晚上20点26分，时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葛红林出现在电视上，他明示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 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夜幕降临，几百万惊恐不安的成都人仍然滞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回家住吗？还是要继续留在马路上忍饥挨饿、被蚊虫叮咬？老百姓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和专家的肯定答案。 “我理解专家们的难处，我决定自行发表一个电视讲话。”时隔数年，葛红林说，自己仍然记得当时的细节。 和他一样记得那些细节的，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与曾志的女儿——陶斯亮。她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了24年，直至2015年退休。今年3月26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节点，陶斯亮为《中国市长》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依靠还是依赖？》的文章，其中，她用相当多的篇幅，“复盘”了她所了解的葛红林在2008年5月12日当晚发表讲话的始末。 在当天讲话前，时任成都市政府秘书长提醒葛红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的领导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意思是说，如果出了事儿也由大家集体负责，不必让葛市长一人去承担。但这好心的提示被葛红林断然否决了。 那时的葛红林，决定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承诺——“市长说可以回家了”，但这不是莽汉撞大运。用陶斯亮的话说，这个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功底。“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我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受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很多文字工作者在写别人的经历时，会发出感慨——他的人生丰富得像一本书。而在很多人看来，葛红林的经历像一套书：从工厂工人到海归博士，从企业老总到“城市CEO”再到企业老总，他每个阶段的每个故事，都可以成为我们品读他的一个切口。为了便于大家阅读，本报记者再次采访了葛红林，并从“一生最忆是成都”这一切口，为读者呈现如下文字…… ■懵懵懂懂与踏踏实实 1973年，17岁的葛红林拿到上海冶金局下属上海耐火材料厂技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两年后，葛红林留厂当起了工人。这期间，他经受了耐火砖生产过程中的恶劣粉尘环境和强体力劳动，也看到了不少因为制砖机还未用上机械手而出现的冲掉工人手指头的安全事故。 如今，47年过去了，葛红林说起那段宝贵的工人经历，为他的人生系上了三颗扣子。 第一颗扣子是吃苦耐劳。在一车间成型、二车间炉窑工段实习时，面对高温、高强度的劳动考验，在工人师傅的鼓励和带动下，葛红林从一开始“吃不消”，到后来“吃得消”，磨砺了意志和毅力。 第二颗扣子是哲学思维。当时作为团委委员，葛红林参加了团委中心组和青年理论组的学习，“那时的小青年都喜欢学哲学，虽然对马列原著的学习是粗浅的、理解是朦胧的，但这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促成了日后辩证思维的养成，这让我终生受益。” 第三颗扣子是知识报国。“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2月，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正在车间下放的贺彭年同志（“文革”后他创办了上海航空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这家公司实现了中国民航地方公司零的突破）对我说：‘一定要去上学，我就不相信今后国家不需要有知识的人。’受这句话的鼓励，我义无反顾地迁出上海户口，踏上了外地求学之路，也正是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 认识葛红林的人，给予他比较一致的评价是“激情澎湃，热血难凉”，由此反推不难想象，当年那个22岁的少年，是如何带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户口，奔赴人生下一站的。而从葛红林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几乎是一鼓作气，读到了工学领域的博士。这一过程中，1987年出国留学那段经历，让葛红林进一步看到“文革”十年对祖国经济、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破坏，他当时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学成后效力祖国。 “本来我走的是科研到院士这条路，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再到1999年组建宝钢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谁知，2001年一纸调令，让葛红林离开了科研，告别了钢铁界，从企业CEO转身为“城市CEO”。 ■战战兢兢与坦坦荡荡 2001年10月，葛红林听从组织召唤成为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干部到西部地区第一批126名挂职锻炼干部中的一员。这年10月25日，中组部在北京举行了挂职干部会议，葛红林作为挂职干部代表发言。5天后，葛红林飞抵成都，任市委副书记。这一年，他45岁，一张娃娃脸“瞒”过了岁月，甚至让人以为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原本只是为期两年的一次挂职锻炼机会，却在2003年6月成都市政府换届时再次被“相中”，葛红林成为挂职转正的“第一人”，出任市长。这使得葛红林前后整整在成都干了13年。 在宝钢时，葛红林分管科技、规划，身份等同于总工程师，是个纯工科“选手”。工科人的性格特点是逻辑缜密，这一点对葛红林当好市长是有帮助的。比如，在研究民生问题时，他的思路就是紧扣人从出生到归宿的生命轴———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突出问题来导向工作，提供政府服务。在2003年到2008年的第一届任期中，他就是这么干的。 针对出生阶段，突出抓出生缺陷，实施干预的三级管理：第一级，为孕妇免费发放叶酸片，防止痴呆等神经性缺陷；第二级，孕期如果检查出来有缺陷，有专家组研究怎么处理；第三级，孩子生下来有缺陷，有先进的残疾人康复中心。 针对少儿阶段，突出抓大病保险和教育。在2004年实施少儿大病医疗保险，一年只交40元，累计报销金额可达8万元，当时这项政策全国只有北京、上海和成都有。同一年起，成都还一次性修建了410所农村学校，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专业化施工，做到应建尽建，基本拉平了城乡学校的硬件差距。 针对就业阶段，突出抓就业问题。从2006年起，设立了家庭就业档案，向全社会公开承诺，对低保、“40”“50”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六种情况，可以直接拨打“962110”就业援助热线，只要不挑不拣，48小时肯定能帮困难群众找到工作。“政府要尽力确保社会没有生活绝望层，那时成都街上的乞丐，可以说没有成都籍的。”葛红林很有底气。 针对成家阶段，突出抓了公共住房保障。从2005年起，成都的经济适用房供应就不再搞社会摇号了，而是面向社会，提前登记，按需建设，确保供应。今年登记，明年就能拿房。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可以租经济适用房，再困难的可以申请廉租房。还有一种是限价房，房价低于市场价的15%~20%。另外，2007年，启动公共租赁房的建设，不仅基本满足了外来农民工的集体住宿，而且建设了30万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公寓，实施优惠租金。比如，在高新区，两名大学毕业生合租一室一卫一阳台的40平方米公寓，每月每人只需付200元左右房租。这也成为了成都吸引人才的比较优势。 针对老年阶段，突出抓城乡社保和农村医疗。在葛红林看来，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是城乡全覆盖、一体化和无缝衔接。于是，创新了满足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需要，设计了多个缴费档次供参保者选择，多缴、多补、多领。葛红林坚持认为，乡村卫生院必须公立，2005年起，对全市所有乡镇实施卫生院标准化建设，X光、B超、核磁共振等七大件统一配置，每个卫生院都配了救护车，全部一步到位，解决了农村看病难问题，同时农民全部纳入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缓解了有些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针对最终归宿阶段，突出抓公墓、陵园的规划建设。每个县只能搞一个公墓，原来搞多的，要加快调整，至少不能扩张，而且对生活困难的家庭在墓葬方面都有补助性政策。 生老病死，一枝一叶，市长都要去关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赢得人民的认可。 如何当好市长？葛红林对此的观点很精炼，那就是——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用哲学判断做正确的事，用数学精准去正确地做事。 ■认认真真与清清楚楚 葛红林主政成都期间，到成都投资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底，已达252家，数量连年位于中西部之首。 曾经有人问一家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到成都投资。这位董事长回答：“First，Mr.Geisverysmart（首先，葛红林先生非常聪明）。” 前不久，海外侨胞、全美人力资源协会副会长、成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裔女士，围绕纽约与成都两个城市的活力话题接受采访时，不时提到“老市长”葛红林。 时至今日仍让裔女士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她没能促成时任纽约市长彭博与葛红林——这两位在她看来让人尊重的市长——见上一面，围绕大都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挑战、瓶颈和给后人带来的棘手问题展开磋商。 2003年，葛红林上任成都市长时，个人愿景是做好一届市长，实现“本科毕业”；做好二届市长，达到“硕博连读”。而事实上，葛红林分别于2003年、2008年、2013年连续三届高票被选举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早已超越了他预期中的“硕博连读”。 葛红林还说了一件当时粉粹谣言的事。2008年5月14日上午，网上突然出现一个帖子，说成都紫坪铺水库溃堤，上游有化工厂造成水污染。全市随即开始抢购瓶装水，还有不少家庭拧开水龙头超量储水，一时间商场货源告急，自来水公司水压告急。“听说了这件事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立即开始汇集各方面信息，全力处置这件事：一方面，通过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面澄清，不断发布相关信息，稳定市民情绪；另一方面，我要求公安系统迅速破案，尽快找到造谣者和传谣者，在市公安局捕获了5名造谣者、传谣者之后，当天就让他们在电视媒体上公开亮相，自己说明真相，其他各类媒体跟进报道，在半天之内就平息了事态。”这是时隔12年后，葛红林第一次对外谈及的一些应急处置细节。 “当好市长是一门学问，这是我的观点。当好市长要有时间积累，这是我的体会。”纵观11年多的市长工作经历，葛红林总结出三个时间节点—— 一是第一届的前3年，他就像在干部群众的帮助下做了三年自学学徒，笔记本记得满满的，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 二是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确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脑子里记得多了，笔记本记得少了。 三是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开始享受成就感。因为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而这一过程中的种种经历，也丰富了葛红林过程管理学的一部分。现在，葛红林同样将过程记录作为政协委员履职中的重要工作来做，在他看来，在政协谈建议、写东西都需要精准，“抠这些文字表述，我把眼睛都熬坏了。” “看到我连任三届、担任了11年多的市长，不少同志问我，市长最多只能做两届，怎么你能做三届？这合法吗？我说，这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但对连续任职没有作出规定。由于许多同志对中央政府的任职规定印象太深了，而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也不能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在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葛红林认为，对于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特殊优秀城市管理者，应当允许他们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同时参照脱贫攻坚战的做法，跟进对他们的提级，用足用够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减少领导变动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