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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参加了五场战“疫”——湖北武汉、北京、新疆喀什、天津和四川成都。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场是在武汉。 2月6日晚，我作为中央指导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和团队专家一起奔赴武汉。51天的时间里，我们走遍了13个区、300多个街道、500多个小区、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梳理了1275条问题和建议，为中央指导组科学研判疫情提供了一手资料。 因长期在社区和百姓打交道，我更关注百姓身边的事情。2月7日，我们走访疫情严重的江岸区，发现尽管武汉已封城，但对社区的管控还有不足，小区大门“失守”成普遍状态。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如果不能控制传染源，就算建再多医院，也只是杯水车薪。2月8日，综合调研情况，我向中央指导组防控组及江岸区指挥部汇报并提出建议：要尽快以社区为单位，实现社区居家封控管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发动人民战“疫”，联防联控。事实证明，我们做对了！ 实际上，我担任主任的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早就启动了应对疫情的行动。1月中旬，中心医护人员参与方庄地区包片联防联控工作组，下沉到社区，使每位返京人员都被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我们还协助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完成密切接触患者的流调和排查，利用“智慧医疗”对辖区居民进行居家健康指导，制定生活垃圾消毒和处理流程等细节规范，充分发挥了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网底”作用。 1月28日，我把这些内容写成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呼吁社区医疗机构接诊发热患者。建议提出后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始建设发热门诊或哨点。 2月1日，我向全国政协提交了社情民意，呼吁合理使用社区医务人员，利用信息技术助力新冠肺炎科学防控，这个建议在随后的疫情防控实践中得到了贯彻。2月4日，我又和资深委员、相关专家向全国政协提交将各地按风险划分，采取精准防控相关策略建议，后也被中央采纳。 这些经验，我都带到了武汉。我也在不断学习，我认为委员提出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给出可执行的建议和方案，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的建议能被采纳，主要因为我长期在基层从事诊疗和社区卫生管理工作，深知社区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密切的地方，是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关键所在。 我记得，2月11日武汉市全市统一实行小区封闭管理，2月14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小区居民出入一律严格管控。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升格”，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需要一个高效的指挥体系，是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党团员和机关干部，用他们的汗水构筑了战“疫”的胜利，同时也归功于武汉人民高度的配合和忍耐。 总结一年来的经历，我感慨：在公共卫生重大应急事件响应上，仅有预防医学和临床医生是不够的，一定要政府和社会的多部门、多系统、多层次协同作战，尤其是要发动基层力量，发挥人民群众自觉管理的力量。 以武汉为例。武汉530个密接隔离点和康复驿站，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在工作。北京也培养了大量的流调和核酸采样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同样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可以就近对居家隔离人员上门采样，避免高风险人群流动。 但是我们也要思考，是不是要完善“平战结合”的机制，当病例出现时，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就能及时、准确地找到密切接触者，以将疫情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这需要精准防控。精准防控的精髓在于群防，老百姓要当起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防疫成本最低也最有效的手段。比如现在推广的健康码，其比纸质登记信息更安全有效，可通过高尚的自我约束，换取群体的自由最大化。 我们为什么能提出这样做？因为相信我们的制度优势。我在武汉时就提出，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让老百姓有信心，同时要加强相关防控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与时间赛跑。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我看来，公共卫生是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的集合体，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今年9月，我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个荣誉也是授予基层卫生工作者的。此时，我正在北京的顺义区，再一次为保卫首都人民健康安全全力以赴。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2021年，我们将站在更高的、更健康的起点上，向中长期目标迈进出发！
（吴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