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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木桥外，出路何在？——《关于设置“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提案背后的故事 采访对象：李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记者 王亦凡）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呼吁给大专生要“名分”的新闻，迅速登顶网络热搜榜，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增设“副学士”学位有利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有质疑者表示，只给一个“名分”并不能改变现状。 接踵而至的讨论与质疑声背后，是规模数以百万计的高职高专生。李健表示，目前高职院校在校生人数、招生人数占全国大学生比例一半以上，却没有适合他们的学位。 增设“副学士”学位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李健撰写了《关于设置“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案，建议加快修改我国现有的学位体系，完善学位制度。 这件提案入选了全国政协2019年度（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好提案。 提案得到认可，离不开李健多年来身处教学一线岗位，立足本职工作、扎实调研的努力。 “名分”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学位？” “学位是一个评价，评价你的专业知识是否达到了要求。” 采访中，李健的一句“自问自答”，对学位二字作了通俗的解释。 在大众的观念中，学位与学历经常被混淆，其实二者相去甚远。学历表示学习经历，比如完成了本科学习就是本科学历，学位则表示通过学习取得学识并达到了相应学习能力程度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三级两类”的学位体系，即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级，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两个类别。这一体系中，并没有专科这一层级。也就是说，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后，并没有对应的学位，只有学历证书。 在李健看来，没有学位，意味着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完成学业方面的评定标准比较模糊，不足以激励学生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从全社会的层面上看，缺少学位，难免显得高职院校的学生在这方面“低人一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培养出大规模的技能人才，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职业教育在很多人心中并不完全受认可。 “职业教育也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李健说，职业教育绝不低人一等，同样是一条成才的道路。 李健曾前往湖南怀化、江苏吴中等地高职院校进行调研，在那里，他看到学生们大多来自较为贫困的地区，就读于职业院校只是想学个技能，未来找到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这让他忧心忡忡：“对他们来说，找到工作似乎比干好工作更重要。” 得不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可，何谈追求？因此，授予学位，让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得到认可，在李健看来是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步。 有质疑声认为设立“副学士”学位形式大于意义。对此，李健回应称：“给予‘名分’，是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打基础。如果把职业教育改革比喻成万里长征，这最多是迈出了第一步。” 李健对增设学位的后续也有思考，他的构想是为学校和学生都设立相应的标准，只有办学办得好的学校才能够授予学位，也只有学习学得好的学生才能够获得学位。这样的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学校办好教育，也推动学生努力学习。 “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严重不足？” 李健对职业教育的关注，源于一次芬兰访学的经历。 2007年，李健在芬兰访问学习，当时芬兰的创新力在全球排名前列，当地企业诺基亚也是知名的创新型企业。 “在那里，我看见了跟我们国家大学培养体系差异很大的一个教育体系。”至今提起来，李健对此依然印象深刻：“当地非常重视高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教育跟企业跟经济的结合。高校会直接从企业的实操部门聘请老师，这些具有长期实践经验和工作技能的工程师，能够进行更加职业化的教学，教授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应用到工作中。” “我国的高职教育也实行了‘双聘制’，同时聘请了校内和校外的教师。”李健表示，双边制度的设计固然是好的，但在应用过程中，校外的教师起到的更多是辅助作用。 不仅仅是职业教育，李健常年身处高等教育一线岗位，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有更深的感触。 一方面，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教育部数据显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002万，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每年“就业难”都成为热门话题。 另一方面，是技术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缺乏。2021年1月26日，人社部发布的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多达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新晋排行25个短缺职业中，有15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60%。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在多数领域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但高端制造的能力和技术却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多个领域被“卡脖子”。 “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了，为什么实业界还这么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严重不足？”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李健。 李健认为，这几年发达国家对我们“卡脖子”，深刻暴露出我们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短板。要突破现状，不仅需要科技创新，而且还需要高端制造人才。“在高端制造领域，大量生产的细节需要依赖劳动者的技艺完成，而不是机器。从长期来看，要想彻底扭转这种态势，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入手，需要对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靠修修补补的小改动，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态势。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这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掣肘。”李健说。 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他查阅了国内国外的很多资料，结合几年来走访各地的调研，寻找破题之策，这才有了2019年他提交的这份提案。 提案中，李健的建言不止步于职业教育，除了增设“副学士”学位，他还提出，要对目前“三级两类”的学位体系进行改革。 “我国现行的学位条例是1981年开始实施的，已经过去了40年，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李健认为，“三级两类”的学位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可以拓宽学位类型，建立起包括学术型、应用型、职业型三种学位类型，分别致力于培育高层次学术人才、高层次应用人才和高层次职业人才。 “应共同构成回应社会多样化人才需求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系。”李健在提案中写道。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更为灵活多样，再建构起富有弹性的学位对接机制，保障各类学生、毕业生可以结合自身学习发展需求，在不同学位类型间灵活选择。 好提案要做到“三有” 在李健心中，写好一件提案不容易，写一件好提案更不容易。 “好提案，首先要选题准，然后还要写得好。”在李健看来，选题准，就是提案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及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 写得好，就是需要做到“三有”：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李健表示，提案首先要反映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其次要对问题的形成展开一定程度的分析，最后要落实在建议上，提出有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三者完备，才称得上是一件‘好提案’。” 此前，李健始终坚持高标准履职尽责，积极建言，既关注社会民生热点，也看向不易被大众关注的角落—— 2014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全国政协重点提案调研中，他为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2015年，他提交了关于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免费高中教育的提案，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发声； 2016年，在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加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调研、协商座谈会上，他为推进我国食品安全建言献策； …… 《关于设置“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2019年度好提案，李健很开心，因为这说明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虽然为大专生要“名分”一事将李健推上了风口浪尖，但是面对各方质疑，李健的内心仍感到很欣慰。“因为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关注，而关注的声音多了，也许就能推动改变。”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健又递交了一件关于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提案。 连续两年为此发声，是因为李健希望能让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更进一步，让职业教育成为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对于李健的提案，教育部多次给予回应。李健还了解到，对同样提议设立“副学士”学位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设置副学士学位的建议”，教育部也在回复中提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修订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五年规划。下一步，将就是否设置副学士学位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修订工作中统筹考虑。 李健的发声有了回响。职业教育的春天也在一步步走近。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 在教育部举行的教育2020“收官”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开设的1200余个专业和10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 独木桥之外，更多的路浮现出来。 李健深知，学位条例牵扯太广，修订难度极大。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多看多听多想，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访手记 培育产业工人“后备力量” 王亦凡 李健委员没想到，因为一件提案，自己竟然像“网红”一样，也在热搜榜上走了一圈，还引发了网友的一番“辩论”。 不过，这件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设置“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案，除了立场鲜明地给大专生要“名分”外，还从增设副学士学位、形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个层级、每一层级学位可设置三类学位类型、建构富有弹性的学位对接机制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政协委员、教授、学者……多重身份地来回切换，让李健不仅在专业领域拥有了丰富的素材，也让他在履职方面有了更接地气儿的“养料”。 身处高校，李健做得最多的事是授课，相处最多的人是学生，这让他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学生们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但学校的课程设置却鲜少涉及就业技能，更偏重于学术教学。 学术与实践脱了节，怎么办？在李健看来，这是由我国的学位体系决定的。我国现行的“三级两类”学位体系中，只有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两个类别，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边界模糊，且沿袭学术学位的培养模式，并不能涵盖高等教育各个层次，学位层级衔接机制不畅，不同层级、类别的学位制度也弹性不足。 教育有服务国家发展的目的。现今的学位制度颁布于1981年，当年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学术、科研人才的培养。但40年过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日新月异。当前中国正处在创新型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亟须大量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然而，当“中国制造”的追求由速度、规模转向质量、效益时，产业工人队伍却多少拖了后腿：没有受过系统技术职业教育的产业工人，可以从事简单重复性劳动，却难以适应专业化、精品化的产业新需求。 在李健看来，产业工人由弱到强，才能提振“中国制造”的精气神儿，而正是我国的职业教育培养出了大规模的技能人才，这些人才也正是技术工人的“后备力量”。在采访中，李健多次说，“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也就是完善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强化人才培养。” 作为常年在高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李健称得上是典型的脑力劳动者，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也更偏重理论层面。这样的背景下，李健为何对高等职业教育加以关注，并连续两年就相关话题撰写提案？ 交谈之后，答案跃于纸上：担当。 李健时时刻刻牢记作为政协委员的担当，在教学工作中也不忘思考，才有了这件受到广泛关注的“好提案”。 教育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各界共识，国家层面给予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社会也要逐步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我们相信，职业教育的春天，终会到来。（作者： 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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