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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大幅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农村面貌根本改善。40年的农业农村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农业税收和补贴制度，就业制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未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回顾四十年农村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经验，对于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更好更快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了利益机制 土地制度改革，是40年农村改革之肇始，以小岗村的大包干为重要标志。土地制度改革，确定了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后来的其他改革，都离不开这个重要基础。小岗村带头发起的土地制度改革，其本质意义，是改变了集体组织生产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建立起了利益机制。改革之后，谁干得好，谁收益就多。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勤奋态度和创新精神，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让个人的收益直接与劳动效果挂钩，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基础。如果没有利益机制，市场的作用就无法实现。大包干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建立起利益机制。至于土地的分与合，规模的大与小，只是表象，不是本质。现在，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土地又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起来，这并不是对当初土地制度改革的否定。当初的分，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动的监督不容易，所以要分成一家一户的去作业。现在生产技术发展了，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把土地流转集中起来耕作，就成为可能，并且生产效率更高。土地合起来之后，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对大锅饭体制的回归。 土地制度改革，破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这是对原来占统领地位的僵化固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否定。那时的僵化固化的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各级干部的头脑之中，从中央到基层。因此，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能够成功地突破巨大障碍，推进这项改革，是几个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小岗村村民为代表的基层群众的大胆突破，思想解放的地方干部的默许认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强力支持。改革在巨大的争议中进行，短短几年时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改革显著成果的支持，中央决策层最终以文件的方式，确认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40年中，土地制度改革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延长，向着长久不变的方向发展，保持了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另一方面，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则是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也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满足了发展现代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 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实行农业土地利用方向管控和资源保护的要求。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土地通常是私有的，但是用途并不能随便改变，国家要进行管控。在我国农村，由于法治观念仍然比较薄弱，如果是私有制，用途管控会很困难，实行集体所有制，会有助于土地用途的管制。 现在把原来的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为了满足土地在我国农村的两种职能。在别的国家，土地通常只有一种属性——种庄稼。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农村土地在这个用途之外，还有一个功能，这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因为，我国的农民还没有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现在，有2.8亿农民工到城镇中就业，城里失业了，待不下去怎么办？那就要回去的，回到农村，靠着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维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至于造成贫民窟现象。我国没有出现贫民窟，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农村土地的这两种属性，原来都捆绑在一起，体现在承包经营权中。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矛盾。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平原地区，对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的要求，很突出。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出于托底保障的需要，不愿意把承包经营权整个转让出去。现在，把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就是分别对应着两种职能。承包权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不准转让，不准抵押。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下，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经营权，就是土地的耕种权。从法律上看，经营权流转了之后，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是可以重新索要回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保障感。 市场制度改革的作用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市场制度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实行自由市场交易。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全面管控，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叫统一收购；消费者能够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粮票等票证制度，国家进行统一销售（配给）。实行这种制度的起因，是短缺，是供不应求；而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短缺，更大的供求缺口。 开放市场的改革，同样是充满阻力和争议的过程。反对改革的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反对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不相信市场机制，觉得市场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越是重要的产品，越不放心交给市场，怕出乱子。 因此，农产品市场的放开，是渐进性的；开始是禁止，后来是默许，最后正式放开。这个过程很复杂，产品类别不同，放开市场的时间不同：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然后是粮食，最后是棉花。1993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粮票。 市场开放，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开放。这也有一个过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开放程度加大。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进口关税降低，实行了关税配额和非关税壁垒约束等。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日益密切，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度增加，其中，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更是快速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逆差达到500亿美元。其中，仅仅大豆一项，就接近400亿美元。现在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原则的，符合我国弥补土地缺少不利因素的需要。进口的大豆，如果用国内土地来生产，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比全部东北和华北耕地面积总和还多。在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开始阶段，有不少人表示忧虑，担心会被出口国作为贸易武器，实行禁运。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彻底颠覆了这种观念，农产品尤其是大豆，没有成为美国的制裁武器，而是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反制武器。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明确的正式确认。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地位和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意义，十分突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不同，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每种产品，都能够在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生产出来，就一定会形成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会形成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县一品，全县90%以上土地就种一种产品或两三种产品。例如，陕西洛川种的苹果，陕西眉县种的猕猴桃等。在计划经济思维下，以粮为纲，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区域优势布局和优化的资源配置。现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产品区域化现象，也正是因为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了，从而得以发挥各自的自然条件比较优势，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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