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樊哙村发现刘邦后代家族墓

　　M9出土银质麒麟钮套印

　　樊哙村汉墓群“皇坟”点M5画像砖楼阁细部

　　樊哙村汉墓群“皇坟”点群航拍图

　　成都的一个村庄为何以出生在江苏沛县的西汉开国大将樊哙命名？并非皇族封地的樊哙村，村民却说这里有“皇坟”？昨日，记者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该院会同邛崃市文物管理局于2017年6月初对邛崃市泉水镇樊哙村汉墓群进行考古勘探。近一年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古墓群四处包括古墓葬近30座、窑址4座，墓地出土文物200余件（套）。其中“皇坟”汉墓群M9出土银质印章套印一副（又称子母印），印上刻有西汉齐孝王次子刘越的名字，让考古人员发现，“皇坟”的确所言非虚。“考古发掘是研究古代四川地区经济、技术及丧葬制度的宝贵材料，四川地区汉墓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丧葬习俗的深入研究、文化因素融合与变迁的综合考察等方面皆具重要意义。”该考古项目领队刘雨茂表示。

　　“皇坟”出土子母印

 　　墓主人为刘邦后代

　　据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四处古墓群相邻分布，当地分别称高山墩、古坟园一号点、古坟园二号点及皇坟，各墓群封土包地层相似。该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龚扬民介绍，“这四个墓群可能是一个大家族中的四个分支，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四个家族。其他三个墓葬群没有出土文字材料，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份。‘皇坟’汉墓群M9出土的子母印，将墓主人的身份确定为刘邦的后人。因该墓群墓主人为汉刘氏皇家血脉，当地人称其为‘皇坟’也基本符合事实。”

　　龚扬民所说的“子母印”，又叫印章套印。他告诉记者，汉代印章套印较少，多为铜质印章，而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出土银质印章套印。这副银质印章套印，母印为麒麟钮，高约3厘米，麒麟立姿，昂首张嘴，胡须垂胸，肩生双翼。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2厘米，周边带框栏，内阴刻缪篆“刘越”二字。子印拱形钮略残，高约1.5厘米，印面略呈方形，边长约1厘米，阴刻缪篆“子仲”二字。“汉代出土私印较多，材质和钮制丰富，然而能使用昂贵材质的私印，印主人身份一般较高。印主人名刘越，字子仲。刘越在《汉书·王子侯表》中有相关记载，其为齐孝王次子，武帝元朔四年与其他六兄弟同时封侯，王莽篡位后，该支嗣就在史书上消失了。子印所刻‘子仲’可进一步佐证该印极可能为汉定敷侯刘越私印。由此可初步判断，该套印为西汉定敷侯刘越私印。刘越的封地在齐，他的私印出土于四川邛崃，可能因为其私印代代相传，最后东汉中晚期随葬于其后代墓葬中。不过，他的后代为何迁到邛崃，是被发配到此，还是避难到此，这还是未解之谜。”

　　完整画像砖与邛窑祖先

　　 提供大量宝贵材料

　　此次发现的墓葬主要包括汉代土坑墓和汉代砖室墓，龚扬民介绍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皇坟”汉墓群M5墓室两侧壁下部出土完整画像砖15块，画像题材包括车马出行、宴饮、收获、盐井、楼阁等，细致丰富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生活状态。还有一些画像砖上展现了当时四川地区冶铁、制盐的情景。“画像题材、排列方式可反映东汉时期宇宙观及生死观，画像内容直接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是研究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宝贵考古材料。”

　　考古人员还在墓葬群附近发现了窑址共4座，主要位于高山墩的南端，靠近台地边缘。由窑室、火膛、工作坑组成，是外形酷似馒头的“馒头窑”。据窑址结构及包含物判断，其中三座时代为西汉晚期，一座时代为东汉中期。“该批窑址保存较完整，是认识和研究汉代制陶业的宝贵材料。它们也是邛崃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窑址，对邛崃有着特殊的意义。”刘雨茂介绍说，邛窑的烧制年代大约是唐朝，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渊源关系，为探访邛窑源头提供依据,令人欣慰的是，该批窑址已经得到妥善的保护，其中三个已经被整体搬迁到邛窑考古遗址公园，“接下来，我们将对窑址进行复原，市民也有望未来一睹它们的真容。”

　　已证实刘邦后代迁入邛崃

　　樊哙村果然起源樊哙后代迁入？

　　刘雨茂介绍，邛崃泉水、羊安一带存大量汉代封土包，早在2009年，考古人员就对这片区域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墓群自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且出土过铜车马模型、铜席镇、“大官”铭文漆盘。“‘大官’即是御用器物。虽然说没有出土明确的铭文材料，仍可见墓主人身份多十分高贵。该地区出土的大规模的高等级文物，是与当时邛崃富商聚集有关的。当地盐铁资源丰富，吸引了像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等家族迁入。”

　　有意思的是，本次考古调查中还发现了当地俗称“樊哙墓”“樊哙庙”等文物点，在庙前还有等级不低的石牛、石虎。樊哙是西汉开国元勋，出生在江苏沛县，为何在邛崃有个樊哙村？又怎么会出现“樊哙墓”“樊哙庙”？刘雨茂表示，“当地一直流传着这里是樊哙后人迁居之地的传说。随着这两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有了子母印证实刘邦后人的墓葬，如此看来，樊哙后代迁入当地的传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成都本就是移民城市，当地确实有着这样一段移民历史。我们也会继续调查，相信随着对该区域的深入调查，还会有更多的收获。我们在此也呼吁工业建设的过程中注意保护文物。”

　　本报记者 李雪艳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