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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选秀节目上，一位成都选手以标准的四川方言表演说唱（rap）歌曲，一炮走红，受到各地年轻人和四川老乡的追捧。其实，类似rap的说唱艺术，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汉代就已经产生了。近几十年来，陆续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东汉陶俳优俑（又名说唱俑、击鼓说唱俑），其生动的造型、传神的表情，让我们重回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领略“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 乐观主义代言人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重回汉代成都。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梭，街道的两边商铺、酒肆、茶楼鳞次栉比。人丛中，不时传出阵阵喧闹声，引人驻足观望。循声望去，在丝竹管弦伴奏下，艺人们或长袖翩翩、踏歌而舞；或赤膊上阵、吞刀吐火、弄壶跳丸，正在上演一出出歌舞、杂耍的精彩好戏。在喝彩声中，一位头戴小帽、袒胸露腹，仅穿一条浅裆宽松长裤的艺人，一手持槌一手拿鼓、摇头晃脑、表情滑稽地向人们说一阵、唱一阵、敲一阵，引起围观者的哄堂大笑，场面硬是闹热得很。这就是2000年前成都街头艺人表演的惊鸿一瞥。
上世纪50年代，成都北郊一个名叫羊子山的小山包上，发现了200多座战国、汉、晋、魏、唐、宋、元时代的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就有一件东汉陶俳优俑。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成都天回山、曾家包、六一一所、郫都区宋家林、新都马家山、金堂李家梁子等地的汉代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一件件形象生动、造型奇特的东汉陶俳优俑。这些陶俳优俑大小不一，陶质各异，通高一般在50至70厘米左右。俑身原有的彩绘，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早已脱落无存。从外观造型上，大致可以分为坐式和站式两种。 坐式陶俳优俑以成都羊子山、天回山、新都马家山、金堂李家梁子出土的最为典型。成都羊子山陶俳优俑出土于1954年，红陶质，俑高53厘米。俳优坐于一圆榻之上，头戴平顶小帽，帽前束花结，两肩高高耸起。上身袒露，下身穿一条浅裆长裤，赤着双足，一足前蹲，一足跪屈。左手抱一圆鼓置于膝上，右手臂屈伸作握槌状，食指向上斜指。圆圆的胖脸眉开眼笑，额头因此堆出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成都天回山陶俳优俑1957年出土，国家博物馆收藏。俑高56厘米，俑头束巾，戴笄。俑为圆脸，满面笑容，前额上有数道深深的皱纹。上身赤裸，胸肌下垂，肚大如鼓。两臂戴有珠状环形饰物，左手抱鼓于腋下，右手持槌平举。下身着大脚长裤，赤足坐于圆榻之上，右足高高跷起，露出肥厚的脚掌。 新都马家山陶俳优俑1982年出土，俑高48厘米，与成都天回山陶俳优俑造型较为接近：俑头上束巾，戴笄。张口露舌、圆脸上的笑容极为夸张。上身赤裸，袒胸露腹。双臂戴有类似璎珞的环形佩饰，左手环抱一鼓，右手握槌向前平伸（鼓槌似已失落）作击鼓状。下身穿宽松长裤，赤足。右足向前伸出，左足支立于圆榻上。 金堂李家梁子俳优俑为泥质灰陶，高60厘米，宽40厘米，较很多站式俑还要高出一截，是目前出土最大的坐式陶俳优俑之一。此俑头戴小圆帽，满面笑容，舌头长伸。上身裸露，耸肩。右手托鼓，左手作握槌状。肚腹浑圆，下身着浅裆长裤，赤足坐于圆榻上。左足支于肚前，右足向前蹬出。 站式俳优俑则以郫都区宋家林、绵阳九龙山、成都六一一所汉墓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郫都区宋家林俳优俑出土于1963年，现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院。该俑为灰陶质，俑高66.5厘米，身材矮胖，椎髻。龇牙咧嘴、嬉皮笑脸，面部表情十分夸张。俑上身赤裸，袒露胸腹。他的脖子前伸，双肩耸起。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舌头伸得老长，硕大的脑袋木偶般挂在胸前。一手捧鼓，一手持槌，正欲击鼓。下身的浅裆长裤滑到肚腹之下，露出了半边高高翘起的屁股，宽松的裤管下是一对肥厚的赤足。 成都六一一所汉墓俳优俑高62厘米，泥质灰陶。俑头戴系结巾帽，眯缝双眼，咧嘴伸舌，面部表情极其滑稽、喜感十足。上身裸露，下身穿浅裆长裤，肚大腰圆。两肩高耸，左臂高举（手部残缺），右手屈肘握拳。双腿一前一后，赤足。 仔细观察，这些陶俳优俑虽然在头部的巾帽、手足的具体动作、坐（站）姿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在五短身材、裸露上身、肚皮圆圆、双足赤裸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更为明显。其面部表情是各式各样的笑：开怀大笑、憨笑、嬉笑、搞怪坏笑……他们所传达的滑稽、诙谐、快乐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四川东汉陶俳优俑最为显著的特征。 司马迁为俳优作传 说唱艺术是我国流传了数千年的一种曲艺品种。据史书记载，古代的说唱艺人称为“俳优”。“俳优”又细分为“俳”和“优”：“俳”能说会道，以说为主，以诙谐、滑稽的语言嘲讽时弊和陋习，让人们在笑声中有所感悟，类似于现在的相声；“优”则是多面手，除了要表演有故事情节的杂戏外，还要作为烘托气氛的角色参与歌舞表演，汉代乐舞类画像砖上就有不少这样的场景。“俳优”二字后来在史籍中逐渐连用，不再有明显区分。 历史上，“俳优”多为身体有缺陷的侏儒。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不仅聪慧机智、反应敏捷，而且擅长说笑和舞乐杂耍。由于天生缺陷，为求生存，不得不寄人篱下，以诙谐、滑稽，甚至自嘲的表演来博取帝王和豪门贵族的开心。尽管地位低下、被人歧视，但他们当中也出现过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有一个名叫优旃的俳优：秦始皇准备扩大皇室射猎的苑囿。这个苑囿东起函谷关，西至雍县和陈仓一带，范围极其广阔，注定要劳民伤财。优旃便对秦始皇说：“好，苑囿修好后，再多养些禽兽在里面，如果敌人从东方进攻，苑囿中的麋鹿用角就能把他们顶回去。”秦始皇闻言，无言以对，默默打消了这个念头。秦二世即位后，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把整个咸阳城的城墙都用漆料漆一遍。优旃又对秦二世说：“皇上的想法太好了。我本来也要请您这样做。虽然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愁苦和损失，可城墙漆得漂漂亮亮的，敌人来犯也爬不上来。涂漆倒是容易，难办的是要找一所用来阴干的大房子啊。”秦二世也觉得“找阴干的大房子”很难办，便打消了漆墙念头。 优旃虽一介俳优，地位低下，但正直善良。他利用接近帝王的便利，敢于谏言，将说话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巧妙地制止了秦始皇父子的荒唐行为，充分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可谓我国古代俳优艺人中的杰出代表。难怪司马迁对其作出了“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的评价。 秦汉时期，说唱艺术十分流行。秦始皇修建离宫数百所，宫内倡优上千，其中就有不少俳优艺人。到了汉代，俳优的表演更是风靡盛行，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贵族豪门，都蓄养有数量可观的俳优，方便随时消遣取乐。“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幄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俳优侏儒，狄閛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这正是当时说唱艺术盛况的真实写照。 商业繁华 享受生活 俳优的表演诙谐、幽默、滑稽，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欢迎，可谓搞笑艺人的鼻祖。此外，汉代社会流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官僚贵族们即使在死后，还要把俳优制成陶俑陪伴身边，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替自己排忧解闷。 在中国古代，俑是专门用于陪葬的偶人，用来替代真人殉葬。俑的材质有多种，如木俑、陶俑、铜俑等，以陶俑最多。汉武帝时，朝廷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选拔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人为官，“孝”就成了当官、升官的一条重要途径。汉代本来就“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何况还有可以入仕为官的好处。因此为了博得“孝”名，人们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厚葬去世的老人。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百姓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旦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可见当时人们争相厚葬，不惜倾家荡产。 由于厚葬盛行，而陶俑又是重要的陪葬品，因此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泥塑、制陶工匠。他们用灵巧的双手，搓揉捏拿、刮削雕琢，塑造出了一件件惟妙惟肖、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陶制俑人。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的大量陶俑来看：这些陶俑造型优美、生动形象，极具艺术感染力，而陶俳优俑又以其极为夸张的艺术手法、高度概括洗练的艺术特色，成为其中最为出色的作品。 这些俳优俑的雕塑手法也许并不细腻，有的地方甚至稍显粗放和笨拙。然而这种简约朴素的风格，正是汉代雕塑艺术家的艺术精髓。他们抓住俳优表演时最精彩的瞬间，着重刻画其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作品极具艺术感染力。俳优的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滑稽有趣，使人过目难忘、忍俊不禁，似乎这些俳优本身就是一出精彩的滑稽剧。 自战国以来，成都平原就是全国的富庶之地。秦灭蜀后，就把蜀地作为大后方和粮食供应基地，汉代更是被誉为“沃野千里”“无凶年之忧”的“天府之国”。粮食生产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除农业外，四川地区的纺织业、制盐业、冶金铸造业、舟车制造业、漆器、酿酒等手工业行业也在全国享有盛名。经济兴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据统计，当时成都人口有7.6万多户，仅次于首都长安，是全国著名的五大商业都市之一。其繁华，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蜀都赋》所描述的那样：“于是乎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当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自然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俳优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天生乐观、幽默又善于享受生活的蜀人所追捧，成为他们的铁杆粉丝。东汉陶俳优俑在四川及成都地区的大量出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来源：成都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