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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一项之前从未对外公布的考古成果揭开神秘面纱。全国首次发现的清代铸币遗址——宝川局遗址开启了相关文物的实验室研究。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发现的，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始建于乾隆年间 鸦片战争后裁撤 据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成都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唐彬称，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兵饷、修城之用。 雍正十年初，宝川局最初建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发现钱币及钱树 还出土了大量瓷器 据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硫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40厘米。遗址内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遗址规模宏大 完整呈现铸币流程 在介绍宝川局遗址发掘情况时，冶金考古实验室副研究员杨颖东戴上手套，抱起一个从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进行了容积测量容量测定，又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成分检测。“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 杨颖东说，“通过容量测定，我们可以推测，像这种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杨颖东拿起一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这些就是废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杨颖东表示，宝川局冶铸遗迹非常完整地体现了清代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唐彬则认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