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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热度不减，透过众多珍贵文物，徐徐展开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相发、相互成就的历史长卷。截至目前，观展人数已逾60万人次，省外及境外游客占比约60%，青年观众占比高达80%，尤以在校学生和年轻爱好者为主。 当观众走进位于成都博物馆一楼的临展厅，沿着“源”“远”“流”“长”的线索追溯汉字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互相成就的关系时，一条隐藏在展品中巴蜀大地与汉字中国的关系线索也同步展开。秦并巴蜀、列备五都、扬一益二……那些熟悉的历史掌故，透过巴蜀印章、天府汉碑、纸本真言、后蜀石经等“四川籍”文物，在古老汉字的发展脉络中亦有各自的呈现。 列备五都 刻在天府汉碑上的成都往事 在战国到西汉的巴蜀青铜器上，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等刻画符号。“目前，学者们认为这些符号是‘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但关于这些符号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涵，却一直未能破译。有关它们究竟是文字、族徽还是图画的争议，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至今没有定论。”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执行策展人魏敏告诉记者。 此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在“汉字中国”配套讲座中，就曾阐述自己对巴蜀符号的看法。在秦并巴蜀以前，四川盆地内的巴人和蜀人已经在使用楚系文字，秦并巴蜀之后又转而使用秦系文字，虽然字体有变化，但都是古汉字，“我推测当时的人们不会在已经掌握了一种成熟的文字之后不用，反而去另外创造一套新的根本不成熟的东西。我推测这些符号应该是当时巴蜀地区的统治集团内部使用的一种具有原始记事意义的符号，但它们具体是什么含义还有待今后解读。” 魏敏表示，之所以将巴蜀符号放入展览的第一单元，一方面是想让观众在时间的维度上，看了晋系文字、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楚系文字之后，能够看到同时期巴蜀地区独特的符号表达，同时也希望经由这些巴蜀符号让汉字传奇的外延变得更加宽广。 伴随着郡县制在巴蜀地区的推行，强力的整合使这片土地迅速与中原融为一体，并且在汉代迎来了一次高峰。当时的成都，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都”，成为除长安外大汉帝国最繁荣的五座城市。 魏敏告诉记者，出土于天府广场的天府汉碑上，就以汉隶刻录着“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的字样，“天府汉碑包括裴君碑和李君碑两通，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石刻。透过这两通石碑，我们看到两汉时期成都的丰饶繁盛，其上的文字也为我们研究汉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两通汉碑因为搬运不便，目前在成都博物馆二楼的常设展厅中展示，在“汉字中国”特展展厅里则通过多媒体方式进行呈现，“我们在电子屏幕上，对碑上的重点段落进行了标黄，并且配上了简体字加以对照，方便观众参观。” 扬一益二 技术创新推动文化繁荣 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唐代的大都会时，除了作为首都的长安与洛阳，最常被提起的可能当属“扬一益二”了。成都所在的益州，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动荡后，再度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大都会，在文化事业上也得到极大发展，成都产的益州麻纸被指定为朝廷公务专用纸就是其中一个例证。 魏敏表示，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来，纸逐渐代替竹简、绢帛，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而益州麻纸凭借其“滑如春冰密如茧”的品质誉满天下，成为皇家贡品，唐代宫廷专门规定用益州麻纸来书写各种公文，并用来抄写东、西两京宫廷收藏的典籍。在印刷术的发展中，成都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唐宋时，成都平原是全国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坊刻、私刻都很发达，成都产的印刷品因而被誉为‘西川刻本’，大受欢迎。” 此次“汉字中国”特展中，展出了一件成都群众路唐墓出土的纸本真言，就是这一时期成都造纸与印刷技术成熟的例证。“纸本真言所用纸张包含大麻纤维、苎麻纤维以及竹纤维3种造纸纤维，采用施胶工艺制成。其中，竹纤维的加入使纸张在质量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由于竹纤维相对较硬，运用到造纸中的难度更高，纸本真言的纸张中检出竹纤维，说明当时成都地区的造纸水平已经十分高超。”魏敏告诉记者。 纸本真言在内容上采用了手抄与印刷相结合的工艺进行制作，其中经文部分仍以手抄为主，但图案部分已经采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在其产生之初，主要运用于佛经、日历等需求量大的领域。等到印刷的范围逐渐拓展到书籍之后，其对于文化普及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魏敏认为，四川盆地独特的地形，也对成都在唐代以后文化的持续繁荣提供了保证，“文化的繁荣有赖于文人的聚集，中国北方自安史之乱以后陷入了长期动荡，但是从中晚唐一直到五代、两宋，四川盆地内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这自然吸引了很多文人入蜀，他们的到来为四川地区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为后世蜀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魏敏表示。 五代入宋 安定环境提供“蜀学”土壤 在后蜀广政元年（公元938年）至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近200年时间里，成都持续进行着“史上最强教材”的石经刊刻工作。这组被后世称为后蜀石经或广政石经的石刻教材，是我国历史上对儒家十三经的首次全部集刻，内容包括唐玄宗注《孝经》、何晏集解《论语》、郭璞注《尔雅》、王强等注《周易》、孔安国传《尚书》、郑玄注《周礼》《礼记》《仪礼》、郑玄笺《毛诗》、杜预集解《左传》。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石经考异》。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古人就习惯把经典著作刻在石头上以便永久保留，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的说法。目前可考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经本，是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共刊刻儒家经典7部。“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的兴起，为规范科举的公正性，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严肃性，石经刊刻受到统治者重视。石经刊刻内容既是当时学子的必读之书，也为他们抄录校对经典提供标准。” “后蜀石经将经文和注文同刻，这在石经刊刻历史上也是一种创举。”魏敏表示，在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之中，后蜀能够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石经刊刻工程，稳定的环境是必要的前提，“同时，蜀地长期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后蜀的第二位皇帝孟昶对教育的看重也是后蜀石经得以刊刻的重要原因。石经刊刻完成后，立于成都学宫（今文翁石室），对于后世蜀地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块后蜀残石经。魏敏认为，后蜀石经历经后蜀、北宋两个朝代才最终完成的经历，尤其值得参观者注意，“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是后蜀石经让我们看到，共通的文字、共同尊奉的经典依然弦歌不辍，中华文化、文脉的传承一直在延续。” 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加上良好的学术风气，使得巴蜀地区在唐宋时期文人荟萃、人才辈出，苏东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7月中旬，“汉字中国”特展上新了一件苏东坡的《新岁展庆帖》拓片，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苏东坡步入中年的书风转变。据介绍，《新岁展庆帖》原帖为苏轼在44岁那年写给好友陈慥（季常）的书札，作于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春季，原帖在清代被收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不世出的大文豪，他不仅文章水平位列“唐宋八大家”，其书法造诣同样极高，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代表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最高成就。“透过《新岁展庆帖》，我们看到，在苏东坡笔下，即便是书札，其书写同样精致，入笔、收笔、牵连均交代分明。我们欣赏书法时常说‘字如其人’，这在苏东坡身上就有很好的体现。”来源：四川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