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门紧闭的白家山小学，自2009年第二次被撤并后，校舍闲置至今。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教授雷万鹏长期关注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2012年，为调研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问题，他亲自带队深入走访农村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之后，雷万鹏和他的团队撰写的调研报告直接推动了国办48号文的颁发，也为教育部基础一司提供了若干政策咨询报告，对国家出台加强农村教学点政策，以及叫停“撤点并校”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是怎样的调研结果叫停了“撤点并校”？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中小学教育又应该何去何从？本报记者日前对雷万鹏进行了专访。 文汇报：2001年起，作为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撤点并校”被认为是“大势所趋”。当时，这一政策的社会背景和出台思路是怎样的？ 雷万鹏：伴随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导致农村适龄儿童向城镇地区流动；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农村适龄儿童出生率逐年下降，农村学校“空壳化”现象比较普遍。在此背景下，改变分散办学的格局，采取集中办学的政策成为政府的选择，“撤点并校”成为各地学校布局调整普遍采取的模式。 不过，在具体实施中，中央倡导集中办学的思路被地方政府过度强化，成为地方政府为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撤点并校”运动，最终违背了政策本意，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文汇报：“撤点并校”政策推行13年来，农村基础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您看来，这样的改变，优劣之处分别是什么？ 雷万鹏：农村学校被大量撤并，尤其是村小和教学点，同时城镇大班额问题也日趋严重。从一定意义上看，集中办学有助于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确保边远地区学生开齐课、开足课；但是，由于农村家庭教育需求具有多样性，一部分农村弱势群体并不具备让孩子到城镇地区读书的经济支付能力。“撤点并校”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更远，上学交通风险增加，上学成本提高；也导致一部分学校校舍闲置和浪费。上述政策，导致一部分群众利益受损，但未能得到有效补偿。 从教育的本源目标看，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是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原则，因此教育公平应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首要目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成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价值导向。过去13年间的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未能真正体现上述目标，导致农村学校，尤其是农村教学点被大量撤并，违背了教育发展目标。 文汇报：有观点认为，农村教育资源的集中，有利于优化中西部地区教育低水平发展的现状，同时可以降低教育成本。诸如，一些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师资、硬件均无法与乡镇和县城的寄宿制中心校相比。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雷万鹏：过度分散办学确实不利于儿童发展，但过于集中办学也不利于儿童发展。中西部地区适度集中办学有其内在的需要，但过去的布局调整走得太过，而且在一些错误的观念指导下，导致部分地区的学校布局调整走偏了方向。这些错误观念包括：“学校越大越好”；“学校越集中越好”、“学校布局就是学校进城”；“教育城镇化带动经济城镇化”、“小规模学校是低质量学校”等等。 一些边远地区师资、硬件等无法与城镇学校相比，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意向教学点投入，导致教学点不断被边缘化后遭遇不公平待遇。犹如“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政府不愿投入导致教学点质量越来越差，条件越来越差，还是教学点本来就差，政府才不愿投入？欧美很多地方小规模学校是特色学校、优质学校，可见，仅仅以“大小”而论学校质量高低，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也不符合教育发展实际。 文汇报：随着城镇化思路和计划生育国策的改变，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面临着怎样的战略转型？您认为转型的具体路径应当是怎样的？ 雷万鹏：我在一系列论文中就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转型提出了几点思路：从城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出发，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必须实现新的转型：从大规模撤并学校向基本稳定学校数量转型，从追求集中化办学向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转型。重视农村学校的发展价值，以倾斜性政策提高农村学校质量，增强农村教育的吸引力，建立起居住地与求学地相匹配，乡村、乡镇和城区学校各归其位、共同发展的格局是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转型的必然选择。 文汇报：在恢复乡村教学点这一领域，社会组织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恢复乡村教学点的基础上，您对社会各领域，包括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基层教育部门等力量在提高教育质量，让农村孩子“上好学”这一点上，有什么建议？ 雷万鹏：政府应充分认识农村教学点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从硬件、软件等方面加大对乡村教学点的投入和支持；政府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当实施“农村小规模学校振兴工程”。而社会各界，包括公益组织应当在舆论、资源投入、教育全过程（比如课程开发、教育教学、城乡互助、教师培训、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