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教育灰色领域之门的钥匙
——对校长做民族志考察的经典《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启示
在他（校长）的眼睛里、心里始终有“人”存在，一切以人为核心，在如何“塑造”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我的想法、做法。在看似纷乱的行为中，他找到了教育的核心和真谛。 天成 绘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与人类学系教授哈里·F·沃尔科特所著《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并分析一位校长的日常生活，对校长做出民族志的考察，是一部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经典。在教育领域，往往存在着一些被忽视而又时刻潜在影响其整体的灰色地带。这本书从民族志角度对校长的研究，像一把打开教育灰色领域之门的钥匙，将具有代表性的校长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铺陈式地展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校的管理是如何实行的，一个校长是怎样养成的，甚至可以领悟到一个具体层面的教育决策出台的思想过程。
这种对事物发展的质性描写，对当今社会一些教育现象和规律的揭示是非常全面、客观和有历史意义的，对现在校长研究领域通行的规律性分析方法是一种补充。特别是他提到的对调查数据研究方法的质疑和反对，在这个一味倡导大数据的时代，更让人觉得清醒、踏实、独立。
新视角：连接琐碎常识和专业知识
民族志研究是因为其最大程度地进行客观和连续研究而具有价值和意义。《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的研究价值在于，作者不仅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本身,还详细地向我们呈现了如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操作性的微观问题，即在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中需要注意的专业问题。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要相互信赖，同时又不能让因彼此过度信赖而产生的亲密关系影响到研究。还要考虑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使其作为复杂的人而不是单纯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在研究中受到控制的。
研究者能为被研究者提供什么，也是应该被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被研究者来说，置身事外的研究者也许只是一个资料和信息的索取者，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本身需要被研究者的配合，同时对被研究者的工作和状态也会带来一定的干扰。那么，这样单方面受益的研究能持续多久？被研究者要配合研究者的理由在哪里？而如果研究者为其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又使研究成为了一种合作。假使牵涉双方的利益行为，也许对研究本身来说，又是一种非自然状态。面对诸如此类问题和矛盾，如何去解决？
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行为都是一种双方的合作，只是收获或许有形或许无形。比如，校长艾德应该是一个正直、勤恳、很配合而且非常能够合理看待这种研究的人，但依然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研究过程及撰写报告阶段，我已经感觉到困惑，因为我怀疑艾德个人希望的是一种对于困难工作的证明，而我无法想象我的民族志报告本身能否对这些方面给予证明”。
样本的选择，是研究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样本的选择是否谨慎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整体上会影响研究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力——艾德不是校长中最优秀的，也不是最有个性的，如果将其置于千百个校长中，他似乎是可以隐身的；然而他又是尽职尽责的。因而，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校长，是研究中需要的一个好的样本。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样本的剖析全面而细致入微。这就好比一个生产校长的加工厂，我们通过阅读看到了生产的整个流程，甚至原料产地，以及校长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动作和决定。这是一个连续的、全方位的解读，而没有拘于片面或主观地去判断或归类其属性。
总体上说，这个相当精彩的民族志研究中隐含着非常客观的方法论。精彩和客观，也许大多时候在研究中是难以兼顾的，而作者却几乎隐去了个人任何主观的见解和判断。客观的事实描述与如此专业的研究，是需要付出相当的心血和精力，才能完美地把琐碎常识和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连接起来——它的确起到了一个对世界强大的“解释力”的作用。
新发现：不断寻求目的和结果对接
艾德的工作内容除了开会，更多的是渗透到学生层面——开会也基本上是围绕学生问题而展开讨论，有时竟不是主动的，甚至是被动和随意的，而且富有个性化。他在学校里的行为，似乎较少看到被大量外界的行政事务缠身，这也许是由美国的教育制度性质决定的——学校是独立的个体存在。
“艾德一天里似乎是为一些眼前或他人制造的小问题而走来走去，而不是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艾德似乎是在不停地处理一桩桩突如其来的小事，不停地在满足别人的“需求”。“在塔夫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艾德这样说。事实也是这样，他在处理这些事情过程中，好像是不断地满足别人——学生、家长、教师的需求，实质上也是不断在寻找教育目的和结果对接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他并没有什么提前的预设。就是说，在他的眼睛里、心里始终有“人”存在，一切以人为核心，在如何“塑造”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我的想法和做法。在看似纷乱的行为中，他找到了教育的核心和真谛。
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校长，并非校长中的特殊人物或杰出代表。应该说，在教育管理行为中，这是规律所在，是我们该履行的职责。而同样的教育，例如，某小学举行的国学日活动结束后，老师和学生的评价分别是：老师的描述为“今天是我们的国学日，孩子们和本校连线，观看了许多同学表演的国学节目，遇到孩子们会唱的诗歌或曲目，大家会一起互动，可谓国学润心田”；而孩子的反馈是“今天上午我们什么都没干，在教室里坐了一上午，看电视，不让上厕所也不让喝水，我都快疯了”。教育的目的和效果显然差距相当大。也许这中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也许，最关键的，是活动中恰恰忽略了“人”的需求。
在作者正式接触及其所描述的会议中，书中更多地展现了艾德作为行政机构一分子的一面——在不同的会议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倾听者、指导者或调节者。会议永远是冗长的。作者如实地反映了会议的作用和全貌——如何在集会和讨论中提出问题和达成共识。在对艾德参与会议的描述中，同样得到的一个事实是，会议的目的性和结果有时往往是分裂的，但又是统一的，这全要看实行民主的程度。会议的产生和初衷本来应该是民主的最终集合体，但如书中所记录的一样，“民主”往往代表着会议的主题不是向预设的结果走去，而是使会议拖沓、冗长、没有效率，从而成为使人们厌烦会议的始作俑者。
最终的结果，为了得到预设的目的或者结论，不论会议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它实质上无疑还是个上传下达的单向渠道和工具，即使是在美国这种宣称民主的国家。这也许是会议的效率性和民主性的矛盾。大多数的讨论都走不出预设的框架。“沟通还是偏向于单方面的”，这中间不同的，只是要付出一些耐心和技巧。
新认识：多重定位中平衡校长角色
校长并不是一个满脑子充满枯燥教育理论的人，或是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一个充盈着理想和困惑、成就感和挫败感并存的主体。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校长对同一个事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和决定。有时决策不是简单的预设和目的的直接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决策者个人的成长背景、行为习惯和个人性格特征所决定的，彰显着决策的个性魅力所在。
事实上，决策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的决策背景下的个人行为，即使是在拥有备选方案的前提下，如何去选择最终也是带有个人色彩的。因此，研究决策如何出台的一般程序，和观察一个决策具体如何出台的个案同样重要。人的决定的随机性也许要比制度本身更有力。
所以，要形成对一种决策者为什么这样决策的解释，也许答案就藏在他是个严谨的人，或者是个直爽的人，而不一定在于如何决定才最有效上。这个个人特征，往往又是这个人行事中的许多描述性因素所显现出来的。
同样，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和职业习惯是不能分开的。这其实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而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正是由其私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形成的：可以是其从前的生活，比如家庭教育和成长背景；也可以是正在形成中的现在的生活，而每个正在形成中的事情，都会影响他的看法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
艾德家庭生活的持续经济压力，会反映在他对待学校许多方面的行为和态度上。“他偶尔会被别人认为斤斤计较。艾德有时会拿自己的‘节俭’开玩笑，承认他正在‘节省开支’……艾德有一次说，如果有校长把额外的时间以及开自己车办公事的成本扣除的话，他不知道塔夫特一些教师工资会不会比他高。”
这的确是私人生活带给个体的人对价值观的理解，并由此渗入其职业行为表现。但从中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不能提供给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一份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或职业成长的环境的话，而仅仅要求他们靠更多的职业道德或职业觉悟去为工作奉献，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工作状态与私人生活性质是相互联系的，不是仅靠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就能被割裂开。同样，艾德的“问题儿子”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对教育的观点的倾向性。“他发现他没有能力帮助这个孩子。我想这让他对纯学业导向、竞争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而也确实有敏感的教师对此怀疑：“他的决策是否跟儿子有关我不清楚。”从作者的叙述和艾德的举动中，我们似乎也能回忆起，艾德的确（起码作者提供的描述是这样的）对学校里学生中的“问题”比较关注，这是他对教育的理解，也是在寻找自己人生中困惑的答案。
另外，在一项全国的调查中，57%的美国校长选择了将校长作为终身职业——“一直当校长”而不是将校长职位作为升迁或调动的一个准备环节。他们特别重视自己的自主性，将受到行政特殊关注视为威胁“自主性”的一个致命因素。作为教育管理中主要角色的校长，到底应该把自身当成行政角色还是职业角色，这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发展以及教育理念的形成。“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告诉我们，为获得新身份所表现出的行为，与维持既有身份所表现出的行为有很大不同。校长也不例外。”校长长期受困于行政事务，其实是影响了其职业性，从而影响了学校的自主发展，而自主性的缺乏，也是形成当前国内千校一面、持久不能形成特色办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郭丹丹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5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