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教授何明光 为防控青少年近视奔忙20年

　　何明光

　　近日，针对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包括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下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下简称《方案》），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八部门联合‘围剿’近视，政府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何明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青少年治疗近视已经刻不容缓。

　　为青少年近视研究奔走了近20年的何明光长长舒了一口气，在《方案》提到的防控措施的第一条“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正是出自何明光多年的研究推动。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安娜

　　人物简介：

　　何明光：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预防眼科教授。他是眼科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临床治疗和农村基层的防盲技术专家。他所带领的团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四个闭角型青光眼研究团队之一。

　　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何明光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一项中澳两国合作的科研任务。虽然科研正在最后紧张的冲刺阶段，听说是关于“中国孩子近视”问题的采访，何明光决定放弃自己的午餐时间，认真谈一谈这件事。

　　到了约定采访时间，何明光已经准备充分地坐在了镜头对面，笑容可掬。何明光是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预防眼科的教授。在他的医疗生涯中，“近视眼”和“闭角性青光眼”是他研究的两大重点领域。

　　选择这两项做研究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都是华人群体发病率最高的视觉健康问题，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解决中国的高发病上，用科研提供证据，解决实际问题。”

　　最早发现城市青少年近视率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远高于欧美学生。”何明光神情凝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孩子的近视率小学生为45.71%，初中生为74.36%，高中生达到83.28%。“现在的这个数据确实很让人着急。”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何明光就已经开始隐隐担心。

　　上世纪90年代初，刚从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专业毕业的何明光注意到，“虽然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小孩的近视眼患病率很高，但一直都没有确切的数据”。

　　“以前，我们都是从部分学校提供的零星数据，从佩戴眼镜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推测近视眼患病率很高，但到底有多高，谁也不知道。”何明光心里早已对这项调查跃跃欲试。

　　适逢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展开了一项全球“儿童屈光不正”的调研，包括印度、美国、智利等多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也参加了这项调查。为了得到一个科学的数据，2002年何明光在广州市做了一个针对城市青少年的近视眼患病率的调查。

　　这个调查是在广州荔湾区做的，“从40万人群当中抽取5~15岁孩子做了检测”，这次，何明光得到了一个准确的城市儿童近视眼患病率数据，“从此，我们国家有了以人群为基础的近视眼患病率数据”，研究结果在国际上发表以后，成为近视眼领域引用最高的文章之一。

　　户外活动降低近视眼发病率

　　“那次调查发现：当时广州市15岁初中毕业的孩子近视率就已经达到78%了！”何明光清晰地记得当时抽样调查的每一个数据，这个结论让他深陷忧虑：“我应该做点什么？”

　　为了找到突破口，何明光又在阳江市阳西县做了一个农村青少年近视率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孩子的近视率只是城市孩子的一半”。这让何明光很困惑：为什么中国孩子的近视率这么高？城市孩子的近视率又远远高过农村？

　　“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教育部门停掉孩子们的作业。”何明光说，只能“绕开”这些思路去想办法。从2010年到2013年，“在广州市教育局的帮助下，我们在广州市小学生中做了一个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何明光把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分成了两组，一组叫“干预组”，另一组叫“对照组”。其中，让“干预组”的学生每天增加一节40分钟的户外活动课，另外一组则不做干预。

　　经过三年的跟踪观察后发现，何明光发现“干预组”的小学生比“对照组”的小学生近视发病率降低了四分之一。于是，他把这一结论写成论文发表在了世界顶级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国外对“户外活动进行干预”的重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降低近视眼的发病率”。

　　做出预测模型预防高度近视

　　2010年之后，随着国际主流媒体对何明光所做研究的大力报道，这一方法也很快得到了我国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在国内展开推动。

　　虽然何明光一直在墨尔本做研究，但这次八部委联合出台预防青少年近视的文件前，他一直在背后做技术支持工作，包括“对近视眼防护方案做了好几版修订”。

　　何明光说：“对于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形成了一个全民关心的热潮。希望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推动。”

　　“把我描述成一个研究者就可以了。”何明光微微笑道。这些年，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步推进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就是想了解：第一，青少年近视眼有多严重？第二，有什么好的方法预防？第三，近视眼发生后怎样减少进展，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

　　对于前两个问题，何明光已经用将近20年的时间给予了自己满意的答案。“关于最后一个，”他说，“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现在已经做了预测模型。在孩子7~9岁时就可以预测在18岁时会不会发展成高度近视。一旦发现这些孩子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一些治疗。”

　　小学是近视高发期

　　不要让孩子做太多作业

　　广州日报：这次八部委提出了很多有效的防治方案，对于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治，你有什么建议？

　　何明光：我自己的体验是：首先，小学阶段是近视眼最高发的年龄，家长要明白并不是读书越多、功课做得越多，学习的效果就越好。我现在澳大利亚做研究，我观察到这边的小学基本上没有家庭作业，但在全世界的学生学习能力排名中，澳大利亚的孩子排名很靠前。

　　第二，更多地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这是学校和老师共同的责任。在澳大利亚的学校，课间休息时间，鼓励学生在戴帽子做好紫外线保护的情况下，都在户外活动，不允许留在教室内。

　　第三，学校要定期给孩子做视力检查，及早发现近视眼，及时矫正。

　　第四，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近视，要去医疗机构控制近视进展，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

　　广州日报：这些年来，你一直致力于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治工作，在你看来，近视眼究竟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何明光：从社会功能来说，影响孩子的职业选择，很多专业就不能做了。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会引起视网膜脱落、青光眼，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发生的风险会几倍地增长。比如高度近视的孩子，视网膜脱落的概率是普通孩子的八倍。

　　长远来说，高度近视还会遗传，如果父母都是高度近视，孩子成近视眼的概率要提高三倍以上。

　　AI眼病筛查将大大节省医疗资源

　　广州日报：关于近视，你在做怎样的最新研究？

　　何明光：我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实验室做研究。这是一个中澳合作的研究。一个是做“大数据”的研究，我们在25万人的人群基数上做研究；另外一个是做“人工智能眼病筛查”，我们有20万患者的影像数据。

　　关于人工智能眼病筛查这项研究，将会大大节省社会医疗资源。比如现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我们最缺的是医生。中国有一亿多糖尿病患者，需要每年检查眼底，而且这些糖尿病患者眼底绝大多数是正常的，如果让专科医生逐个去做筛查，很浪费资源，眼科医生也不够，而用人工智能机器来做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项技术不仅给医生减轻了负担，也给病人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将来病人在社区医院就能进行筛查，不用专程去医院。

　　我现在研究的就是在真实世界里，用人工智能做筛查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怎样可以大规模地投放人工智能服务？目前，这一研究已经接近尾声。

　　广州日报：你之前也一直专注于做农村防盲的工作，现在有什么进展？

　　何明光：在中山眼科中心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农村防盲，我们一直在做。很多农村地区缺乏有能力的手术医生，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以短期培训班的方式学习，但我们是派医生到基层医院，现场手把手带教。基本上广东省很多县级医院的医生，都是我们教会的。（服务区域）主要是粤西、粤北这些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