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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再出发 ——致敬中国农民和农村改革 本报编辑部
一 1978年，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像往常一样唤醒中国，即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在这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的幕布，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并从这个口子开始，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一个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的大时代开始了。 从此，踏上这条道路的中国，开始不停地奔跑、跨越，其心志之坚决、力量之强大、速度之迅疾，在近代五百年大国崛起中，无与伦比，无可企及。 这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 二 1974年的陕北。 这一年，梁家河村的北京知青雷平生，终于过上了一个“肥年”，他和住同孔窑洞的同学难得买了几斤石槽子里的冻猪肉。后来回想起来，雷平生还觉得，那次买的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 肉买回来，长期缺油水的他们，等不及烧，就把肉切成片开始生吃，那味道真是鲜美！ 历史就是这样，将摆脱饥饿的渴望，深深刻进这两位青年的记忆里。 雷平生的这位同学，叫习近平。 吃饱饭，今天看来最简单的愿望，甚至天经地义的事，但在1974年的年轮里，却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守着土地却打不下多少粮食，种着粮食却吃不饱肚子，这成为农民最困惑、最煎熬的痛苦，也成为改革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力。 不过当时，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要等上四年，曙光才会到来。 谁也不曾想到，1978年11月24日那个冬夜，在安徽凤阳小岗村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一场压低声音进行的“秘密行动”，会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声惊雷。 十八个渴望温饱的农民决定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他们摁下鲜红的手印，起誓“坐牢杀头也甘心”。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被后人称为“大包干”。 广东潭葛村、甘肃红崖湾村、江苏垫湖村……与小岗村一样，这些散落各地的村庄，也正在奋力挣脱沉沉的夜幕，透出希望的缕缕星光。 “冒犯天条”的后果是责难纷至，更多人还在谨慎地观察着风向。 正当是非胶着的关键节点，邓小平一锤定音，支持小岗农民：“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这场发源于小岗村的星星之火，终于成为燎原之势。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 然而，改革的过程也并非没有阻力，一时有“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1982年的河北依然是一片沉寂，正定县也因为谨慎尚未试水。年轻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悄悄派三个干部到凤阳了解情况，并推动里双店乡成为正定县第一个试点，结果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一年后，“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到了1983年，在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下来。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带来了中国农业连续六年的大丰收。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直白的歌谣道出了农民的喜悦和欢腾。 正是基于“大包干”开启的农村改革，四十年间，我国的粮食产量从当初的3亿吨增加到6亿吨，是原先的2倍，肉类7倍，禽蛋奶16倍，水产14倍……困扰中国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在改革时代化成了历史的云烟。 三 如果说，“吃饱饭”还只是改革初期的夙愿，那么“有钱花”，则是人们吃饱肚子以后，最为热切的盼望和追求。 2017年10月25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老人合上了双眼。从带领万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起，鲁冠球的名字，就与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连在了一起。 对于脱胎于农村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即便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认为是“异军突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鲁冠球、吴仁宝、徐文荣、吴栋才、周耀庭……这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纷纷在改革大潮中洗脚上田。从此，他们的名字，不仅在中国乡镇企业图谱中灿若星辰，也与中国的工业化、与中国制造的辉煌，紧紧相连。 到了1987年，乡镇企业中，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到鼎盛时期的2007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5%；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如今，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几乎同时，一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到来了。 1986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9年就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达到3000万人，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惊人的2.87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已经来到深圳打工。十几年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工荒席卷珠三角，张全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城乡之间的劳务枢纽。 十多年里，张全收带着他的乡亲们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工厂里；而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又绵绵不绝地流回家乡，抚慰和滋养着干渴的土地。 而在世纪初的中国，要不了多久，继续留在土地上的人也将陆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多予少取放活”“强农惠农富农”“重中之重”，亿万农民迎来了一个重农的时代。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正式被废止，这意味着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一朝终结，其直接效果是，全国农民每年减负超过1000亿元。 这是千百年来农民想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好事！种地不用交钱，种地国家还发钱！如今，国家仅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资金总量每年达数千亿元。 四十年过去了，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7的1.3万元，是当年的100倍；农村医疗与城镇居民并轨，编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农村养老也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 “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6年，河北农民王三妮亲手铸了一尊鼎，命名为“告别田赋鼎”。如今，这尊鼎就静静地立在中国农业博物馆里，无言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四 在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GDP有种近乎狂热的追求。 只有放在整个近现代史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民族对发展的补偿性求索，也只有经历了欺凌的国度才能真正感受“落后就要挨打”的辛酸。这根苗、这心病，它种下的时间，也许可以回溯到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华的那一天；也许可以回溯到1894年9月17日，那场发生在黄海大东沟的海战；也许还可以回溯到1842年8月29日，中国被迫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从丹田中喊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强音，我们牢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告诫，但在发展呈现加速度时，我们也在思索，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我们开始用思辨的眼光打量自己所处的世界，我们开始问自己：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走向何方？ 最先遭遇这个世纪之问的，仍然是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的沿海地区。 浙江余村，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一度位列安吉县首富，靠的就是村里的石灰岩矿山。 然而，山养了余村人，也伤了余村人。 开矿的炮声震撼着大地，村民家即便关着窗户每天都会落下厚厚一层灰，一些四十多岁的人爬几步坡路就喘得厉害，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这叫做石肺。 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让世纪初的浙江遭遇到“制约的疼痛”。因为闹“电荒”，连西湖，也经常晚上漆黑一片。 后来有记者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停电的时候在想什么？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中国一定要走新发展之路。带着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一路实践一路思考的认识，领航泱泱大国之后，习近平给中国未来发展擘画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2003年余村着手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集体经济收入一度从300多万元锐减到20万元。然而，15年后的今天，余村靠竹海碧波、莫干胜景，实现了由“卖矿石”到“卖风景”的华丽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在余村村头的石碑，见证着发展理念的一种凤凰涅槃般的转型、嬗变。 五 在经历了“吃饱饭”“有钱花”的改革1.0版之后，“过上美好生活”成为改革2.0时代的新追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每个人的中国梦，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在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唐宗秀家已经盖起青砖、灰瓦、黄土墙、塑钢窗的六间大瓦房——就是在这里，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干部群众：“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并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 在武陵山区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石爬专老人的腊肉去年卖了5000元，还有猕猴桃产业分红2000元，旅游收入8000元——就是在这里，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人类反贫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在中国打响。这是举世关注的减贫实践——短短五年时间，6853万人摆脱了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 这是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如今，与大山深处的骆驼湾村、十八洞村一样，甘肃定西元古堆村、贵州遵义花茂村、江西井冈山神山村……一个个村庄终于摆脱了贫困，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六 有人说：中国虽大，可以说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城市，一个叫乡村；中国人口虽多，也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城里人，一种叫农村人。 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无论是从“中国梦”的应有之义，还是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后劲；无论是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方式，还是从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种种症结都在指向一个点，那就是乡村。 党的十九大之后，一个崭新的名词响彻平野，那就是“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为起点，正是四十年后再出发、开启新改革时代的关键所在。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的振兴，而是以城乡融合为基础的中国的振兴；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而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振兴；不仅仅是一国一时的振兴，而是在为世界提供一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七 有人说，十八、十九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人口是千万级的；二十世纪美日等国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人口是十亿级的。 十亿级人口里，占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既是国家富强的受益者，又是功勋卓著的建设者。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像草根一样坚韧顽强的农民，贡献可昭日月。 中国农民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和最直接的开创者。1978年的冬天，经历了十年停滞，整个中国都在小心翼翼地思考着、酝酿着、犹疑着，大国命运与小民生计，“浓得化不开”地凝结在一起。而在这个历史关口，正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农民，率先撕开了这道口子。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农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小康不忘邓小平》曾经深情地写道：“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场改革时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可亿万农民却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农民的温饱。这既是领袖对人民的谦虚，也是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事实是：邓小平和农民一起创造了历史。” 中国农民是农业农村制度创新的探索者。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历史，我们无疑记住了1978年小岗农民的“大包干”，但我们是否还记得1980年发生的与“大包干”相映生辉的另外两起历史事件？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撤社设乡、广西河池合寨村首次村民直选村主任。两年后，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宪法确认；三年后，全国都撤销了人民公社建制。 四十年来，无论是政社分离，还是村民自治；无论是土地“三权分置”，还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无论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还是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亿万农民在涉及农业农村、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众多方面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尝试、试验、实践。 正是在尊重农民意愿、总结基层创造的基础上，我们党及时加以顶层设计，把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农业农村制度体系的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能力，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极大地造福了“三农”。 中国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坚实支撑者。 只要稍微翻一翻建国以来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一个词，叫做“剪刀差”。所谓“剪刀差”就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为国家工业化进行资本积累。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不得已。 然而这一不得已，就不得已了几十年。有人测算，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又继续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向城市输出财富，有人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土地出让金总额累计近20万亿元，而这些巨量资金，大多用于支撑城市化、工业化建设。 然而，中国农民的重大贡献还不完全在于物质财富，还在于他们是世界少有的最优质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制造、中国奇迹和中国崛起。而当他们把最年富力强的时光贡献给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老人孩子，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农村。 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2.87亿潮汐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珍贵的腾挪空间，让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一个能吐纳、善调息的生命体。 可以说，正是农民工这个独特变量，是中国经济体避免大起大落、始终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 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也许我们今天所有的认识和赞美，都因为离得太近，达不到历史的精准和深刻；也许只有寄望未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撰写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段历史时，会在千年大历史的维度、从整个世界的视野，给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工一个超越时空的定评。 八 四十年历程，中国几乎伴随着世界的质疑而崛起。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是有一点，即使最苛刻的挑剔者也必须承认，中国四十年的改革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放下身段，到这个他们看不懂却不得不佩服的国家来寻找“秘诀”。 回顾四十年，如果真的有秘诀，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所谓实际，就是农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这个实际，城乡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实际，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个实际，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个实际。 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敬畏来自泥土深处不甘于贫困的生命力，尊重农民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就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方略，厉行“小步快跑”的战术，大胆试验、谨慎推广，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就是看准了，就大无畏地“杀出一条血路”，就算有人暂时不理解，也要勇敢地“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懂得欣赏“各美其美”，鼓励各地探索自己的模式、路子、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她在革命的血与火中淬炼过，在建设的战天斗地中磨砺过，在改革的风云中考验过，在新时代大潮中挺立着，她是我们始终如一的价值观，也是我们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可能有时是鲜花盛景，有时是逆风扑面，有时还是歧路万千，当我们不得不面临关键抉择时，我们不要忘记：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了她，我们就始终能有一分清醒、自信和从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也是中国农民的智慧。 九 回望过去，才能明白历史的厚重。 在今天，“中国红”被赋予激扬、热烈的寓意，然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鲜血红”，还是改革时期的“手印红”，无不是从悲壮慷慨开始的，正如中国的国运，是从荆棘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没有谁能赐予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救世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能救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国家，也只有改革开放这条路，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历史传承的关口，我们必须肩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职责，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劈波斩浪、戮力同行，亲手书写自己的命运，亲手开创新的伟大变革。 愿饥饿、贫困、离乱的梦魇永不再现！愿孩子欢笑，老人吉祥，大地丰收！向中国农民和农村改革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