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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于2019年5月27日上午10时，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进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文字实录： 宁启文: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我们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先生，副司长赵长保先生，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吴志宏先生，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王成刚先生，黑龙江省克山县县长陈宝柱先生，有请他们为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下面首先请赵阳司长向大家通报有关情况。 赵阳: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综合平台，承担着为农村全局性改革探索路子、为面上改革提供实践示范的重要使命，是农村改革的先行军、排头兵。中央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先后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对加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部署要求，探索新时期推进农村改革的具体路径，2009年，启动了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2011年原农业部会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20家成员单位首批安排了24个试验区，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部署的6大制度建设，开展改革试验。2014年又设立了3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了5个方面19项改革试验任务。此后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根据新的改革形势要求不断拓展试验任务。截至目前，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中央部署的改革试验任务有226批次，基本覆盖了农村改革各个领域。 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启动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试验区围绕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出了一批好成果，积累了一批好做法，涌现了一批好典型，各大媒体都做了大量报道。这些鲜活的改革典型，增强了大家改革的信心，拓宽了各地改革的思路，成为推广改革成果的重要途径。今天邀请了上海闵行、贵州六盘水、黑龙江克山三个试验区主要负责同志参会，这些地方就是58个试验区的缩影。 下一步，新时代农村改革试验区将传承和发扬“大胆试、大胆闯”的改革精神，用更大勇气、热情和决心，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探索新路子、提供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宁启文: 感谢赵阳司长，下面请记者朋友提问，提问时通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媒体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的问题是，刚才赵司长提到，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一个试点试验的综合平台，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平台这些年为农村试点试验探索了哪些路子，提供了哪些经验？谢谢。 赵阳: 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的试点试验是推动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法宝，先进行试点试验，再进行总结推广，这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改革的试点试验工作，既把它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去推动落实改革的责任，同时也作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法来引领各地改革探索，指导全局。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启动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试验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瞄准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坚持底线思维、封闭运行，坚持重点突破、集成配套，主动入位、先行先试。通过改革试验，推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为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 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为全局性的改革提供了实践示范。评价改革的成效首先就是要看是否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否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带来了获得感。从各地试验区改革探索来看，我们不是为试点而试点，而是着眼于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机制的弊端和现实问题，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二，为面上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学习、可以借鉴的制度成果。农村改革试验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改革试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可以说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展的这些试点试验都是着眼于制度建设的。多年来农村改革试验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持大胆探索，边破边立，为面上的改革提供了许多的成果，很多成果先后都转化为了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的条文。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从2011年以来，试验区共有144项试验成果，在省部级以上文件的制定或者是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几乎含括了农村改革的所有领域。 第三，为“三农”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理论源于实践，进而指导实践，各试验区探索实践为“三农”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成为了“三农”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例，一些试验区探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继承、转让、抵押等方面的试验，拓展了农村现代产权制度的框架，丰富了农村产权理论的内涵。这些建立在改革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指导、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方面更接地气，更具有针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 第四，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经过近年来持续的探索实践，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初步形成了由中央明确授权、部门加强指导、各方支持配合、基层大胆创新的工作机制，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特别是农村改革试验区创造性的推出的一些像对比试验、第三方评估、案例总结推广，包括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动态调整，能进能出，包括一把手抓改革，还有改革的容错纠错机制的探索，这些方面的一些方法推动农村改革形成了鼓励创新、紧张有序、充满活力、干事创业的改革试验氛围，推动了各地试验任务的落地，确保改有所成、改有所进。可以说试验区在完成改革任务的同时，在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改革试验提质增效再创新台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工作基础。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 我们知道农村改革试验区从198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请问这30多年来，试验区工作有哪些值得总结的重要经验呢？ 赵阳: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大家知道，农村改革试验区是1987年中共中央五号文件提出来要设立农村改革的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可以说农村改革的每一次的重大制度变革都不同程度的来源于改革的试点试验。所以总结这30多年试验区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主要有这么四点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做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提高政治站位，这是第一位的要求。这些年来，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习近平总书记说农村的基本政策，最大的政策就是要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所以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一个根本遵循，在农村改革试验区作表率、当先锋，凝聚起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农村改革发展始终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出题，改革求解，这些年试验区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地实践和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改革探索，立足于现阶段农业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坚持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根本目的，针对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些关键环节先行先试，超前试验。 第三，健全工作机制。农村改革试验区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直接的领导下，我们有20个部门、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各部门在推进农村改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些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工作体系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在中央层面，刚才讲了，我们有农村改革试验区，现在就设在农业农村部的政策与改革司。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在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农业农村部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与中央深化改革办和改革专项小组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衔接机制，明确了三项制度：报告制度、报备制度、审批制度，为农村改革的试验工作更好的融入到中央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里面去理顺了工作机制。在国家各部委层面，20个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对试验工作的指导和帮助确保了改革工作的顺利执行。这次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就是在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加挂了一块牌子，和我们部里的深化农村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合署办公、融为一体的，这样与我们农业农村相关的改革可以一体部署、一体推动，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地方层面来看，明确了各个试验区所在的省份省级主管部门，就是农业农村厅，也明确了各试验区所在地区的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许多省份还建立了省级农村改革领导小组来统筹推进试验区的工作。 第四，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能不能取得成效，关键看地方，关键在基层。近几年我们充分调动各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各试验区不仅把承担改革试验任务当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当成了促进本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机遇，不少试验区所在的县市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主动过问，自觉担负起对试验区工作的领导责任，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谢谢。 中国农村杂志社全媒体记者: 刚才赵司长提到农村改革试验区现在承担了226批次的改革试验任务，请问这些试验任务主要集中在农村改革的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效？ 赵长保: 感谢你的提问。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试验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宽的过程，2011年底我们部署新形势下第一批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主要是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大制度建设来开展我们的改革试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的领域不断拓宽，三中全会提出来的336项改革任务其中有70多项涉及到农村改革。在同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又作出了系统部署，对需要通过试点试验慎重稳妥推进的重大改革任务做出了全面安排。此后，在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农村改革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部署、新的要求，随着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改革试验的任务是在不断拓展的。 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各农村改革试验区坚决贯彻中央的要求，主动把农村改革纳入改革全局，主动与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务相协调、工作机制相衔接，统筹谋划、统筹推进，在各领域改革中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里重点给大家点这么几个领域： 一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各相关试验区创新农村土地优化配置和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体制机制，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黑龙江克山试验区创新经营模式，持续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成功探索出少数人种地、多数人受益的规模经营之路。2018年，全县流转土地252万亩，规模经营272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85%和90%，比试验前分别提高了22.5和29.4个百分点，我们克山的陈县长也在这里，有关情况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更进一步的介绍。重庆梁平试验区探索出了“退零换整”和“定制用地”两种模式，为有退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农民提供了规范、顺畅的退出通道；宁夏平罗试验区对一户多宅或一户一宅面积超标这样的农户来征收有偿使用费；江西余江试验区采取阶梯式、累进制计费的方法核算有偿使用费，建立起了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广东清远开展先互换、再确权，有效破解了地块细碎的“巴掌田”问题，为土地规模适度经营提供了条件 二是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相关试验区探索农村集体资产明晰产权和和运营管理的规范路径，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贵州六盘水试验区探索提出“三变”的思路，通过“三变”改革有效激活了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上海闵行试验区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量化集体资产份额108亿元，30万农民变成了股民，保护了农民集体资产权益，调动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这两个地方的领导同志今天也参加了我们的发布会。 三是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方面，各相关试验区探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体制机制，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广西田东试验区利用金融改革推动扶贫开发；湖南沅陵等试验区普遍在行政村设立了金融服务站点，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余江等试验区成立了由金融机构代表、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等组成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小组，对村民信用进行打分评级，并建立单独的管理平台或接入政府公共网络实现了信用信息在金融机构间的共享，并且实现了定期更新，加快了农村小额信贷推广；江苏常州市武进实试验区采取地方各级财政补贴的办法来分担农户的保费，建立了巨额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及政府和保险机构联办共保的制度，因地制宜开展价格保险和收入保险，提高了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 四是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各相关试验区探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办法举措。江苏苏州等试验区建立了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为核心的农业农村发展支持机制，推动建设了一批生态优美、设施配套、经济繁荣、农民富裕的美丽乡村；四川成都等试验区将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编制域内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规划，实现了城乡一张图，规划全覆盖。 具体说起来，每一个领域，我们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和取得的成效还有很多，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展现了，所以在这里面也真诚的欢迎各位媒体的朋友，有机会多到我们试验区走一走，那里面一定有很多更加细致、更加精彩的故事，谢谢大家！ 人民网记者: 刚才介绍到黑龙江克山试验区是少数人种地、多少人受益，想请问陈宝柱县长，这背后有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陈宝柱: 克山试验区自试点试验实施以来，我们结合实际强化措施创新方法，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围绕主体创新完善经营模式。我们主推合作社的模式，也就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采取农户带地入社的形式发展规模经营，全县264个合作社规模经营土地达到了15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52%的比例。我们鼓励家庭农场的模式，组织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民发展家庭农场。通过租赁承包开展连片的规模经营，全县204个家庭农场共规模经营土地3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2.2%，306个种植大户共经营土地7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5.8%。我们引导联合社发展的模式，把信誉好、实力强的合作社组织起来，组建联合社。通过统一采购生资、统一种植管理、统一收货、统一销售的方式进行联合经营，全县6家联合社共吸纳社员70余家，受益农户达到2.7万户。 二是围绕载体建设打造服务体系。搭建“两转”平台，县乡村分别建立了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两转”服务大厅、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制定土地流转信息收集和发布、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和参考、土地纠纷调处和仲裁以及地块调串等24项制度，帮助合作社流转土地130万亩，实际土地流转收入5.2亿元，转移农村劳动力16.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24亿元。我们健全科技体系，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建立社科、科户、科企的利益连接共同体，建立县乡村三级科技报告体系，广泛开展科技创新和推广，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主栽作物面积比试验前提高了15-20个百分点。我们完善服务体系，通过健全服务标准、操作流程和监管机制，围绕病虫害防治、秸秆综合利用、农业生产全程化托管和田间综合整地等方面建立社会化服务组织26个，2018年病虫害防控面积达到98%，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了62.8%，田间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了99.36%的高比例。 三是围绕配套支撑建立保障机制，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我们整合支农项目财政贴息、涉农资金重点向规模经营主体进行倾斜，采取“项目注入+县级补贴+主体自筹”的多元投入机制。几年来，我们共投放项目资金是4.6亿元。完善金融扶持机制，在全省率先建立信用信息中心，对规模经营主体，按照“先评信、再授信、后用信”的原则，几年来，全县发放支农贷款74.8亿元，其中向规模经营主体放贷42亿元。2014年我县第一批土地经营地权抵押贷款的档案被国家博物馆进行收藏，并入选“复兴之路”参展。创新产业融合的机制，对于既稳定经营面积的主体，引导兴办加工业，实现“合作社+企业+基地”的模式走产业融合之路，切实提高规模经营和效益。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记者: 刚才赵长保副司长在介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提到了上海闵行区，请问作为发达地区的上海近郊区是如何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吴志宏: 感谢您的提问。上海闵行地处上海近郊，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区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1993年以来，我区率先启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改革。2011、2014年，我区相继完成了两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改革和股份权能改革的试验任务。我们主要的做法： 一是领导重视，健全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比较复杂，我区建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常务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全面参与的组织保障机制，把推进改革纳入对街镇党委、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任务，形成了至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 二是制度设计、政策引领。先后出台指导镇村两级改革的指导意见，实施规则等20余项政策。改革思路上明确经营性资产，优先股权量化，公益性资产实行保权管理，资源性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关键环节上紧盯成员的身份确认、清产核资，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股权设置时，兼顾各方的利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具体操作上一村一策、分类推进，城市化地区以股份进行资产量化，农业地区以份额明确成员的收益权，负资产、入不敷出的村先发展、再改革。 三是规范操作，确保公平。探索多样性的入股方式，逐步探索了有限责任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四种村级改革的模式，并形成了规范化的操作程序，注重公平稳定。针对早期改革设置的风险责任股，强调干部与群众同股、同权、同利，倡导领导干部在利益面前退一步，将已设的风险责任股全部清退。 四是多元保障，扶持发展。转变村级集体经济运行模式，通过资产登记、委托管理、统筹经营、收益保障等手段，实现地区经济和集体利益双赢，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不动产及物业、租赁管理项目，坚持效益决定分配，明确不得举债分配，建立“以丰补歉”的机制。采取农村综合帮扶，实施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建立由镇统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贷款贴息等途径，“输血”与“造血”并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活水长流。 下一步，闵行试验区将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探索研究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争当农村改革发展的先行者。谢谢。 央视农业节目记者: 我们知道“三变”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难点，“三变”改革三次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请问，贵州六盘水地区在“三变”改革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王成刚: 感谢你的提问。2014年六盘水探索提出了“三变”改革，主要内容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具体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做法： 第一，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一是土地等自然资源活化入股，在清产合资、确权登记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和村集体以土地等资源入股经营主体，按股分红。到目前为止，我市入股承包的土地有197.19万亩，占总面积的42.65%。二是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入股，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把集体资产量化到户到人，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户的股比、在折价入股到经营主体。通过“三变”改革，全市已消除了“空壳村”，村级集体积累最低的5万，最多的990多万，接近1000万元。三是技术技艺等资源物化入股。六盘水有44个少数民族，有苗族的蜡染、水城的农民画、布依盘歌等民族技艺，有些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三变”改革，将这些技术即民族文化等无形资产有形化，入股经营主体获得股份收益。 第二，推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一是整合财政资金入股，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将生产发展类、扶贫开发类、农业生态修复和治理类、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类和支持村集体发展这五类之间能变的都变进来。这几年共整合了11.25亿财政资金入股到经营主体。二是量化扶贫资金参与，推广扶贫资金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整合4.74亿扶贫资金量化为村集体和贫困户享有的股金。三是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包括投融资公司、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资金和村集体自有资金，农户自有资金，通过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了102.77亿元的社会资金参与了“三变”改革，放大比例为1：9。四是创新金融产品支持，出台金融支持“三变”改革的措施，创新推出了“特惠贷”、“脱贫贷”、“三变贷”等信贷产品，把各方面的资金归集到“三变”产业的平台，支持农户通过信贷资金入股发展，获得保息分红和收益分红。 第三，推进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通过企业带动变、合作社覆盖变、政府帮助变、自己参与变等方式，让每个农民都可以成为股东。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变，按照“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的思路，培育了224家企业参与“三变”改革，有力地带动了农户整合各类资源入股成为股东，也为发展现代农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二是合作社覆盖变，引导农户将土地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大家生产，农民土地入股获得原始股，通过产业普惠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以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为抓手，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农民致富增收的“黄金腰带”，为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交出一份新答卷。谢谢。 新华网记者: 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请问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打算和安排？ 赵阳: 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去年9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会议上指出，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书记强调，推动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还是要靠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不断地释放新活力、注入新动能，因此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农村改革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承担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大家知道，农村改革现在进入了深水区，因此新时代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还要继续秉持大胆试、大胆闯的改革精神，用更大的勇气，下更大的决心，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探索新路子，增添新活力。我们下一步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初步考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不断拓展试验的广度和深度。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的讲话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准确把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突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些硬任务，来遴选试点试验的任务，拓展试验的内容，扩大试验范围，集成试验项目，推动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比如2018年，我们批复了26个试验区申请的46项试点任务，统筹推进关联度强、相关度高的试验任务，适当的延展试验的主题和内容，推动试验区从开展单项试验向实施综合试验转变，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同时也还要更加注重改革试验的前瞻性，要紧盯一些农业农村领域发展的前沿性问题，加大探索力度。最近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访谈、研讨，如关于智慧农业和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涉及到很多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还对服务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索，以及“金融+大数据”，即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新的模式，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破解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难题。我们还积极探索传统村落保护的新模式，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注重传统村落活化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总的来说，我们要推动试验区改革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是一个着力的方面。 第二，要强化试验成果的提炼和转化。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三农”工作硬任务之间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保障，要把完成好硬任务和探索长远制度结合起来，突出重点，强化试验成果的提炼和转化。一方面，要抓紧梳理总结试验区以改革促脱贫的实践经验。前一段我们在福建屏南进行了调研，这也是当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有不少值得提炼、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助推脱贫攻坚。另一方面，也要全面总结分析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的经验和一般性规律，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建议，服务于乡村振兴。 第三，要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尊重地方自主权。探索将试验任务由批准制改为备案制，采取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拓展改革试验的任务，鼓励农村改革试验区根据各地的实际提出改革试验的方案，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区省级主管部门自行选择适合的县市区来开展对比试验，适度扩大改革试验的范围，同时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的机制，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放权促改革。谢谢。 人民日报社记者: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我想问一下，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或办法来推广衔接？以及取得了哪些不错的措施值得推广？这方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赵阳: 大家知道，今年3月初，中央颁布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着力点就是根据我们国家“大国小农”这么一个长期的国情和现状提出来的。大家知道，现在平均的农户经济规模也就7亩左右，两亿多农户，承包14.8亿亩的耕地，是小规模的经营。小规模的农户要跟现代农业相结合的话，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要鼓励小规模农户朝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要积极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我们现有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大概已经有近60万家，家庭农场在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现在，在300多万的新型经营主体中农民合作社是主体，大约有220多万家农民合作社。但是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提升和改进的方面。比如，其中有一部分是“空壳社”，没有发展实力。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农民合作社带动小农户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的新型经营主体还包括龙头企业，也要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还要积极的发展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带动农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和现代农业更好的有机衔接。 南华早报记者: 我有两个跟贸易战有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方在最近一年“贸易战”中提出了不少跟农业有关系的要求和谈判的焦点。比如，撤销一些补贴和大量的扩大从美国进口的一些农业产品。最近一年两国的贸易谈判有没有影响到改革的方向，以及内容和工作？第二个问题，美方的这些要求中方怎么看，比如撤销一些补贴或者是大量从美国进口的农业产品，有没有担心农业和农村的就业问题？ 宁启文:
感谢您的提问。您提的这两个问题我也非常关心，但是非常遗憾地告诉你，在主席台就坐的这几位领导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发布会结束之后，你可以和新闻办联系，我们给你提供权威的专家回答你的问题，感谢你的提问。 责编：冬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