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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进去，上课时间到了！”8月30日8时55分，成都市红牌楼广场写字楼门口，龚女士一边刹住电瓶车，一边催促后座上的儿子。这个暑假，龚女士为孩子安排了数学、英语、作文等培训班，“总共花了1万多元。班上的同学都在学，我们不补就落后了！” “目前培训机构存在的价值，相当一部分是舒缓家长的焦虑。这样的培训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加重家长经济负担，也违背国家素质教育目标。”省政协委员谢峰说。 日前，省政协教育委员会专门组织部分省政协委员就我省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开展视察监督。“根据中央部署，我省大力推进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校外培训行业基本进入规范、有序发展阶段，但问题仍在。为适应教育改革及群众的多元教育需求变化，治理仍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省政协教育委员会主任朱世宏向省政协主席会议报告。 治理乱象必须强化监督管理 来自省教育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省183个县（市、区）共排查校外培训机构14430所，其中4122所在治理中被取缔。 通过明察暗访，委员们发现：治理之后，一些培训机构仍然存在一次性收费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超纲教、提前学”的现象，个别在职教师校外异地兼职…… “治理违规办学、超前学、超前教、虚假宣传等乱象，必须强化监督管理。”省政协委员勾永阶指出，我国自上而下尚无专门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法规，也没有针对其师资队伍、培训课目、收费标准等形成统一明确的评价标准，校外培训机构质量的好坏评价基本靠“广告宣传、家长互传”，校外培训机构整治基本处于“不举报不查，不检查不关”的状态，学生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对此，不少委员认为，一方面，政府应完善各部门协同的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执法机制，将教育类执法纳入综合执法，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范围，另一方面，要建立校外培训市场信用体系，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同时，还可借力互联网+，探索创新线上培训的监管机制。 “对目前监管还不到位的午托班、线上培训机构等，要尽快研究制定准入条件、监管措施等规范性意见，把好‘准入关’。”勾永阶建议。 学校能更好地提供课后服务 学校15时30分放学，这时家长还在上班，孩子接送、看管成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托管热”“培训热”。 今年1月，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校内课后服务试点在成都等地率先展开。 “目前，我省在提供学校课后服务中还存在课后托管教育体系功能单一、法规依据不清晰、学校自主权较为弱化等问题。”省政协委员曹子建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目前的学校课后服务，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引入校外培训机构来实现，服务费也是由机构收取。 “由盈利性质的课后托管班来弥补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不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曹子建认为，基于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多位一体”的教育服务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相较于校外培训机构而言，无论是场地还是师资，学校显然能提供更有质量、更加安全的课后服务。”省政协委员周亚琼呼吁应明确恢复校内延时服务，对收费主体、收费标准、费用支出等作出清晰规定，允许学校合理收费，以对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工作量给予合理补偿。 “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在对学校进行规划布局时，就要预留出开展素质教育的基本空间、基本设施和基本人员编制。”周亚琼说。记者 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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