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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晚11点45分左右，一阵来电声划破宁静，值守在岗的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成员、主任医师何勤英接到流调任务，是青羊区疾控部门的上报：有一例没有湖北旅行史的可疑病例。一路小跑到值班室拿上防护用品，在狭小的应急车里穿好防护服，抵达目的地时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流行病学调查简称为流调。简而言之，就是搞清楚患者发病前后活动的来龙去脉，探寻患者感染的来源、过程，分析可能扩展的范围，界定哪些密切接触者有潜在感染风险，从而采取紧急防控措施，以防止或减少类似患者出现，控制疫情发展。 虽有诸多高科技手段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为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新冠肺炎感染的真相。 破案 三番五次针对性交流 问出患者湖北旅行史 何勤英迅速向青羊区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了第一手资料：李某，1月30日出现发热等症状入院就诊，体温38.1℃，血象检测结果正常，经医生询问表示从未离开过成都，判断为普通感冒。几日后因症状没有好转再次入院就诊，体温38.7℃，CT核查发现肺部有炎变，医院立即上报疾控。 问：“过去14天内你去过湖北吗？”答：“没有，我没外出过。”一开始，何勤英在院外通过电话的方式与李某取得了联系，但对话却在没有意义的询问中循环。“他说他一直在开铺子做批发生意，又详细说了是什么时候发烧的，来就诊的过程是怎样戴着口罩做好了防护的，没有传染给任何人。” 15分钟的谈话，听上去是无懈可击的，何勤英却很怀疑。第一轮电话调查无果，暂无进展没关系，流调本就不是“一锤子买卖”，血象检测、CT结果分明指向新冠肺炎感染。何勤英仔细回想之前的对话，“做批发，那么接触的人群必然繁杂，批发的商品又是从哪儿进货来的，卖给了哪些地区的客人？”她隐约感觉李某给自己预设了一个情节：就是在卖东西的时候被人传染了。 于是，第二轮面对面调查紧接着展开。何勤英闲聊一般向李某抛出疑问，得到的回答是“从义乌批发进货，客户有四川的，也有湖北的。”一瞬间，何勤英抓住了关键所在，义乌分明距离湖北更近，为何偏要找成都的商家拿货？ 谈及李某有个22岁的儿子在湖北工作，何勤英立即接收到另一个可疑信号。她请李某回忆年前关店铺前一天的活动轨迹，李某说拿车子去4S店护理，“第二天呢？”“取回车子。”“那么我有个大胆的设想，你们夫妻俩拿回车子开车到湖北过年了。”果不其然，李某顿了片刻，承认拿车后确实和妻子自驾去了湖北，1月24日才从湖北自驾回到成都。 谜团 没有湖北旅游史、接触史 医生如何破解患者感染疑云 1月31日，成都的郁某确诊。2月7日，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都没有湖北旅行史、家庭成员也无发病、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是如何感染的？直到在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多次流调与回顾分析后，才发现他们三人之间有着一次聚餐的联系。 这是流调组成员杜训波接手的一起流调任务。杜训波说，流调组成员一般通过针对性提问方式引导对方回忆生活细节，比如过去14天内每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接触了哪些人？……由此引申出更多细节，包括每天吃饭时跟谁坐在一起？外出散步时跟谁说过话？说了多久等等。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最初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可能是他存在回忆偏差，也可能隐瞒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这种时候，流调组必须进一步寻找突破口，反复核实、不断流调，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可信的、可用的。“我们对多种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比对，利用部分确凿的证据向袁某进一步核实，这才发现了与其接触人员的更多信息，也为我们后续开展针对性防控如密切接触者搜索与管理、减少疫情扩散及时提供证据。” 原来，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身体不适，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饭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之一，而徐某则是在同郁某的家庭聚餐中感染。 真相 沿活动轨迹抽丝剥茧 复原患者感染过程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一线的“战士”，那么调查员就是前沿阵地上的“侦察兵”，是流行病来袭的“瞭望者”。他们承担着对传染病历病人流行病学的调查任务，站在预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道关口。 他们奔波于医院、隔离病房、小区住家等各种确诊病例、疑似患者所在地，各种存在已知和未知感染风险的危险地带。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还原真相，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点，最终形成流调报告。为的就是将防控关口从医院前移至社区，从病人前移至一般人群，提出合理的预防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及早发现疫情中存在的病例增量，减轻病例临床治疗压力，从而提高病例治愈率，减少死亡发生风险。 24小时的轮值仍在持续，流调组时刻待命，他们坚信，再坚持一段，定能迎来曙光。 记者 王静宇 摄影 李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