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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源型 传统家户制 村社制 中国农村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许昌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为其著作中译本写的序言说:“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并特别引述了一句中国经典名句“与古为新”。中国是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由此型构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大国小农”，即由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庄园制传统，也不同于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村社制传统。在某些方面，东方传统中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本文试图就传统、中国家户传统及农村发展道路进行一些探讨。 一、对“传统”、“东方”的再认识 自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以来，我国一直将家庭经营作为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制度。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家庭农场”，仍是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本体性问题。但中国学界对此缺乏深入的讨论。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中较早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性，但没有正面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体问题。1990年代后期，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将村落制度视为中国农村的本体传统。但秦晖认为这是日本学者的看法，更具有日本农村本体制度的特点，并为此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将人民公社视为对中国“大共同体本位传统”的强化。在新近关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讨论中，也有学者主张将人民公社视为当今中国的新传统。那么，如何认识历史传统，支配中国农村发展并长期发生作用的传统制度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社会因子会对当今及未来社会的变化及路径产生规制性影响，形成一个社会发展的“底色”或“根基”。当形成“传统”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传统”就会继续发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问题首先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传统”。 “传统”实在是一个定义十分模糊和复杂的词语。从社会科学研究来看，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度量。其一，它是建构性概念，是新与旧的比较和区分，旧的属于传统。作为建构性概念，它又分为两种话语体系。一是革命话语，对传统持根本否定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传统”就是指“旧”的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而革命就是要“破旧立新”。“旧”与“新”是二元对立，相互排斥的。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前70年，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对待传统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1950年代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属于这一范畴。二是现代话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权威属性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分类: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卡里斯玛社会。传统社会属于前现代社会，是与现代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现代话语体系虽然没有简单地批判和否定“传统”，但它还是属于二元分析法，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而没有注意到二者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现代话语体系逐渐占主导地位。 其二，它是叙述性概念，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度量的。这是历史的话语体系。传统是过去出现的东西，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历史是由不同事物构成的总和，那么，“传统”究竟包括哪些东西呢?这是历史话语体系的困境。有人因此将“传统”分为“大传统”、“小传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传统”和“后30年传统”等。 总的来看，传统是一个相对性、历史性的概念，是与当下和现代性相对而言的。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之所以要关注传统，是因为进入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两种主张:一是传统主义。每当现代化发展中遇到问题时就会主张向传统回归，从传统中寻求解答现实问题的秘方，如马克思曾经批判的“死人抓住活人”。对于这一主张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其存在着难以解答的问题:传统是什么，向什么传统回归?如当今中国有革命传统，也有儒家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却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前者强调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后者强调对既定秩序的维护。就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而言，有人民公社传统，也有更久远的家户经济传统，那么究竟向什么传统回归呢?所以，传统主义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二是与传统主义相对的现代主义。自现代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以来，“现代”便具有话语优势，它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并确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但现代主义话语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忽视或者无视当下是由过去而来。在本文看来，现代承接传统，恰恰是那些长期历史形成的“传统”因子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美国学者摩尔对此有过深刻的见解:“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只有正视或者尊重传统，才能汲取当下发展的丰富资源，使社会步入链接式发展轨道，而不至于大起大落。 我们研究传统，除了保存历史文明以外，更重要的在于研究它对当今和未来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过去的不一定都属于传统，许多过去的东西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而传统犹如人体基因，它具有重复性和可复制性。它不可能被简单地消灭，也难以作最彻底的“决裂”。因此，从对当今影响的角度，可以将传统定义为能够对当今，甚至未来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条件。由此可以对传统加以分类:一是本源型传统，即能够对当下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并长期发挥作用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本源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体。二是次生型传统，即在历史上产生并会对当下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传统。三是派生型传统，即在历史上产生但属于本源型传统派生出来并发挥当下影响的传统。 在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时，有人将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作为传统加以继承。其实，人民公社虽然存在20多年，但在某些方面，它恰恰与中国的本源型传统是脱节和背离的，甚至是反传统的，如“一大二公”的公社正是对中国长期历史上的“一小二私”的家户传统的否定。在相当程度上，人民公社是借鉴苏联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是“以俄为师”的产物。由此，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东方社会。 在思想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流行的是“东西方”的二元世界观。人们将以西欧为代表的世界称之为“洒方”，将以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为代表的世界称之为“东方”。东西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历史并形成不同的传统。这种二元划分除了简单化以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忽视或者漠视了东方社会内部的差异。其实，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其内部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西方世界的英、德、法，各有不同;东方世界的俄、印、中，相差甚大。在某些方面，所谓东方世界内部的差异并不亚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中国特性”，除了与西方世界相比较外，还应该与东方世界相比较，特别是与曾经对中国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俄国和与中国毗邻的印度比较。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为导向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也处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折之中。这一过程不是非此即彼的更替，既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能无视传统。合理的选择是面向现代，背靠传统;尊重传统，走向现代。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本源型传统及由此形成的基础性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