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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大作用，就必须针对新时代新问题新难题新趋势，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两大思想资源，面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一方面强化“四个自信”思想认同，另一方面强化政治培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统战领域的制度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基，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各方面相互结合。 比如基于中华文明大同小康理念，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合理目标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比如基于中华文明知行合一传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当代中国最大实践的政治文化内涵。 比如基于中华文明贤能政治传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中国化为“三个先锋队”。我们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 比如基于中华文明反求诸己思想，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中国化为“两场革命”。党既要推进社会革命，更要开展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比如基于中华文明民本民生理念，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中国化为“以人民为中心”，通过40年的接续奋斗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这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主要谈谈国家治理体系中与统战密切相关的制度。 第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传统政治伦理的结合，彰显政党合作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联盟。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构想，具体规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等基本原则。中华文明不仅有多种政治力量“协商”共治、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的传统，而且还基于“家国同构”原理形成了强大的“权责对等”政治责任伦理。两者结合塑造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实现了领导与合作的有机统一。对中共而言，担多大的责，就要有多大的权；反之，掌最大的权，也就要担最重的责。对于参政党而言，要始终秉持平等并非对等、参政并非分权、监督并非制衡、合作并非同一的政党关系，当好挚友，做好诤友。 第二，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治理传统的结合，彰显民族团结优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其实有大量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创制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体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了中国特色新型民族关系，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以自治求独立，而是以自治促统一；不是国家分裂的潜在风险，而是维护国家一体的制度支撑；不是个别民族从自治走向自觉进而走向独立的道路，而是以特殊的优惠扶助政策与制度安排来充分调动各民族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第三，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华文明政教传统的结合，彰显政教和谐优势。马克思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也就是说，教会必须同国家分离，宗教信仰是私人行为，决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及教育。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政教格局，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要与中华文明相融合，从未出现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更没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了中国特色政教关系，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通过宗教法治化，划定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领域；通过宗教中国化，建立中国特色神学体系与宗教建制；通过宗教制度化，推动宗教管理体制不断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结构。 第四，中国特色经济统战制度，体现了马列主义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治理传统的结合，彰显阶层统合优势。马克思提出消灭剥削人的私有制，但是没有说要消灭个人财产。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着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多种形式经营，实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他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制度。中国具有长期的“国家本位”经济治理传统，在计划与市场、制度与实践、权力与资本的互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治理思想和经验。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成了我们实施经济统战的基本制度安排。我们辩证地历史地把握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视为“自己人”，是统一战线必须团结凝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阶层统合的重要主体。 相较于西方国家政商“亲且不清”的问题，我们的政府与商业集团没有法理上、机制上纠缠不清的利益纠葛，没有通过制度化实现腐败合法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去除了形成政商结盟的土壤。我们不像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是哪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而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因此，党的经济治理实践，始终贯穿着统战思维，贯穿着新型政商关系要求，能够从资源配置的源头上减少政府直接控制，避免寻租空间；能够建立最严格的国家监督监察体系，发挥公众监督的主体作用；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挥企业竞争性生产优势，把“自己人”做强，让政商关系既亲又清。 第五，中国特色“一国两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传统的结合，彰显海内外同胞“家国同心”的团结优势。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列宁提出可以用“和平共处”的思想来处理世界多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中国几千年来既有“大一统”思想和政治实践，强调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又有“和而不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一国”格局里形成了因群施策因地制宜的“多制”传统。两者结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将异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纳入单一制国家的管理框架之中，既允许港澳台地区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管理，又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 ▲▲新时代统一战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汪洋主席指出，当前，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统一战线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大作用，就必须针对新时代新问题新难题新趋势，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两大思想资源，面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一方面强化“四个自信”思想认同，另一方面强化政治培训。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不断转化为统一战线工作新理念新方法，把统一战线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一是针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新挑战，统一战线必须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统一战线必须讲清楚我们党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要提升政治领导力必须经由统战，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引导统一战线成员认同党的领导；要塑造思想引领力必须立足统战，将党的政治目标转化为统一战线成员的集体共识和具体行动。要强化群众组织力必须发挥统战，将组织动员与服务人民相结合，协调利益、维护稳定。要扩大社会号召力必须依靠统战，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一切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目标，统一战线必须团结联合更加广泛的人心与力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庞大、阶层结构复杂、社会变迁剧烈的超大国家，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是充满更加复杂艰巨的挑战，越是需要凝聚更加广泛的力量与人心。随着国内阶层结构不断变迁，统一战线既要继续团结引领120多万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更要面对改革开放40年增长起来的1亿非公经济从业人员、7200多万新阶层人士、1.3亿党外知识分子，以及1.2亿少数民族人口、2亿宗教信众。随着祖国完全统一的形势更加复杂，统一战线要继续联合亿万海外中华儿女，强化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与人心回归，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争取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支持。 三是针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物质文化需求复杂得多，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敏感得多。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每一个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需求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风险。统一战线应当利用当前中西格局大转折、中西抗疫成效大对比、西方国家大搞双重标准的有利契机，用爱国主义和“四个自信”来凝聚党内外最大政治共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必然拥护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只能选择执政为民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而非三权分立、多党轮流；只能选择选举加协商的实质民主，而非制造分裂的票决民主；只能走“先民本、后民治”的民主化道路，而非西方的“先民治、后民本”的发展顺序。 四是针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新实践，统一战线必须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随着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矛盾叠加，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在现阶段的实践，应当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而非竞争性选举民主。统一战线要优化政党合作效能，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鼓励参政党提升组织代表性和议政专业性；强化执政党和参政党面对重大危急时刻的团结共识。统一战线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可根据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适时扩大来自新兴社会阶层的委员比例，扩大民主政治的参与面。可根据协商主题，吸纳党外、体制外“非委员”人士参与，讨论难点热点敏感点，共建观点交流新平台。统一战线要不断丰富选举民主的协商内涵，支持统一战线成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参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鼓励党外人大代表认真履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五是针对社会治理新格局，统一战线必须团结凝聚新兴社会阶层群体。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正以每年增加900万人的速度崛起。是变成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还是社会动荡的助推器，精准统战至为关键。比如，要争取自由职业者，积极创建各类统战平台，用组织归属感塑造他们的政治认同感。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蓝领工人、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乡贤以及老龄群体，统一战线作为特殊的群众工作，都要创新思维和手段，助推社会治理多元一体、和谐有序。 六是针对新时代民族治理新任务，统一战线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就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一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认同。全面强化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国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法律内涵；全方位加强中华民族交融史的研究与传播；全力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开展。二是优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推动从民族自治导向民族共治，因为民族区域自治从来就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推动从民族自治转向区域自治，将“民族优惠政策”转向“区域优惠政策”。推动民族身份治理转向公民法治，逐步实现无差别的公民身份管理。三是要强化对少数民族人士的精准统战。 七是针对新时代宗教治理新要求，统一战线必须推动宗教中国化。一是推动宗教教义中国化。用中华文明浸润宗教，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教义阐释，反对非此即彼，主张理性中和；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开放包容；反对抱残守缺，主张教法维新。二是强化政教关系。国家保护支持宗教的基本前提是，宗教必须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滋生暴力恐怖；宗教必须促进社会交流交往，而不是强化分离和分隔；宗教必须促进发展进步，而不是自甘封闭落后；宗教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而不能成为国际干涉的政治工具。三是提高宗教治理精准度。此外，宗教协会应成为团结联络宗教组织的联络枢纽，宗教组织应当坚持完善“自治+协商”的运行机制。 八是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围堵新斗争，统一战线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根据帝国主义逻辑和冷战思维，正在试图挑起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全面对峙。我们必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调动中华文明战略资源，重构海外文化统战格局。中央社院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设立了一系列比较研究课题。例如，比较中西方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就能揭示出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基因密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为什么西欧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后就不断裂变、再未聚合；比较东学西传与西风东渐，就能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传统曾经深刻影响了西方启蒙运动进而影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昭示出中西文明只有经过交流互鉴才能淬炼出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 最后，根据统战工作的针对性，还必须强化统一战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说，评价统战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不精准到人的统战工作就是官僚主义，没有实效评估的统战工作就是形式主义。我们交了多少朋友，关键时刻是否敢于站出来发声，发了声后的效果如何，是检验我们统战工作实效性的第一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70年光辉历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与专门协商机构的有机结合，人民政协一定会更加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会更加凸显“中国之治”的制度支撑，一定会更加发挥“中国之制”的特色优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