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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府后花园的河道。记者 杨树 摄
近7万件动物标本
吃剩的动物骨头或者宠物死后的尸体可以做什么？对一般人而言，它们是只能倾倒的垃圾。不过，对动物考古学家而言，却是打开历史时空的密钥。
2013年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东华门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时，在原明代蜀王府的河道中发现大量动物骨骼。经过山东大学从事动物考古的相关学者研究，日前揭开明代蜀王府在“非壮丽无以示威仪”的宏伟建筑之外，豪奢精致的餐饮和娱乐——美食，蜀王府将鸡鸭猪兔一网打尽；宠物，猫猫狗狗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豪猪、果子狸、熊都可能豢养在蜀王府后花园。
1、 近七万件标本 鸟类遗存数量远超哺乳动物
被成都百姓称为“皇城”的明蜀王府，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它的壮丽巍峨，仅仅存在于史料的简单记述中。2013年起，随着东华门遗址的发掘，蜀王府后花园的河道、拱桥、水榭以及城墙等遗存相继被发现，揭开蜀王府恢宏建筑的一角。然而，仅从建筑遗存还不能得窥蜀王府更丰富的生活。此时，蜀王府河道填埋的垃圾中清理出的68978件动物遗存，就成了考古人员研究的宝贝。
琢磨考古工地挖出来的动物骨头，属于现代考古学中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动物考古。对动物考古学家来说，动物的种属、体质特征、种群结构、不同时空下的地理分布、生活环境、疾病和食性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内容。具体到蜀王府这批动物遗存，自然就是希望搞清楚它们属于食物还是观赏的动物，具体种类又如何，以此丰富蜀王府的考古发现。
动物考古学家除了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还会利用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形态学研究等高科技和新方法来帮助他们认识骨头。
近7万件标本中，鸟类的遗存共35048件，哺乳动物遗存30105件。这能看出什么呢？研究人员认为，出土鸟类遗存数量远超哺乳动物，“应该体现了先民对肉食来源的倾向性。相比哺乳动物而言，先民有可能更喜爱食用鸟类动物。”
在这些鸟类动物中，包括家鸡和雉在内的雉科动物和鸭科动物比其它鸟类要多，并且雉科动物要稍多于鸭科。看来鸡无论口味还是营养都更受人们欢迎。在鸭科动物中，家鹅的数量又远超家鸭和小型鸭科动物数量。这说明蜀王府人员对鸟类动物的食用量，从多到少的顺序是鸡、鹅，诸如鸽子等大补鸟味，则很少食用。这些动物标本中，还发现了鹤以及乌鸦等遗存，“它们极可能并非食用品，而是王府豢养或者不小心死在后花园里的禽鸟类。”研究人员表示。
不过，蜀王府挖出的哺乳动物遗存中，猪的数量还是最多，并且远远超过其它科的数量。有意思的是，排名第二的哺乳动物居然不是牛羊，而是兔子。研究人员认为，这与四川地区如今仍然喜爱食用兔子的饮食习惯对应。
此外，还发现猫、马、狗、豪猪、果子狸、熊的遗存，但是它们数量很少。为此，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能并不是先民日常生活食用的选择。推测猫和狗可能是蜀王府饲养的宠物，马可能是蜀王府饲养的用以出行的动物，而豪猪、果子狸、熊则可能是园囿中豢养的动物。
2、动物考古 发现历史的另一双眼睛
耗时多年去研究蜀王府的吃和玩，这样的考古有意义吗？答案当然是“有”。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动物遗存通常比较久远。因为史前时期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自然经济向农牧业生产经济转化的重要时期，再加上先秦时期文献缺乏，因此让动物考古有了很大的用武空间。通过高科技手段，研究人员可以从发掘出来的动物遗存中找到史前动物种群的构成，复原古环境的气候，以及动物的驯化、饲养什么宠物、用哪些动物祭祀、使用什么样的动物装饰品等，获得关于历史的更多信息。
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动物遗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和编年。研究人员通过鉴定动物的死亡年龄，确定动物是驯化还是野生，以及驯化的发展过程。而旧石器时代出土的动物遗骸全是野生动物。于是，考古人员通过对动物种群的特征、组合与更替，以及对其中的绝灭种属与现代生存种属的比较和统计，大大助力了遗址的相对年代划分地层。
至于蜀王府的动物遗存研究价值，虽然我们从相关的明清文献上，可以获悉蜀王府的建筑等相关信息，但动物遗存却给人们提供了当时蜀王府更具体而生动的生活画面，这是历史文献无法替代的。
最近几年，中国动物考古学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复旦大学相关团队发布陕西秦汉血池遗址动物考古成果。他们正是围绕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获知这处秦始皇祭天的遗址，其祭祀的牺牲主要有马、牛、羊三种，其中以马为主，基本上是两岁以下的幼年个体，并且毛色还以枣色为主。他们还发现，这些用于祭祀的马，运动能力一般，似乎并不是优良品种。在动物骨骼形态学研究方面，中山大学与浙江省博物馆团队在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鱼骨进行科学鉴定的基础上，归纳鱼骨体长的测算方法，进而对先民捕鱼活动进行了复原。不过，这门考古仍然处于学科基础建设阶段，动物遗存中蕴含的更多历史信息，还有待考古人员去发现。□记者 吴晓铃
责编：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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