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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在宗教、礼仪的价值维度，和中原文明没有本质差异。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这次新发现，也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而疑其为异域文化甚至外来文明等相关话题也重回坊间，为人津津乐道。 古蜀文化重视黄金，跟南方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不同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以及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如黄金制品、立体的青铜神像等三星堆出土文物，让不少人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某种异域文化，是迥异于中原文明的存在。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三星堆最新发现的黄金面罩、大量的象牙等，固然反映了古蜀与东南亚以至于更远的印度、西亚等地的文化联系，但从大量中原式样的青铜尊，以及象牙雕刻的中原式云雷纹来看，都仍在中国本土文明范围内。 从中原文化价值系统来看，主要看重的宝物是青铜器、玉器、大龟，黄金的地位并不是超越于青铜器、玉器、龟壳之上的非凡存在。黄金在中原的重要性，要到战国秦汉时期，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才显现出来。 三星堆和后来十二桥文化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因此确有重视黄金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面。但这次在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罩，从造型风格、使用习惯，到更晚期的金沙黄金面罩，在古蜀文化中可谓一脉相承。这一特质，与蜀地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连通缅甸、东南亚经往印度、西亚的绵延不绝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 把青铜礼器作为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古蜀文明和古代欧亚文明之间的联系也表现为，中原地区宗教祭祀重视“神主”或“立尸”，但不看重神像，而古蜀文明和欧亚地区一样，制作了大量青铜神像，且热衷使用有东南亚风格的象牙来祭祀。这些看起来貌似不少异域色彩，但都不足以说明古蜀是异域文化的产物，只能将其视为中华文明下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分支。 比如，把青铜礼器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古埃及、爱琴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都没有将其上升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高度。而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从青铜礼器的形制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礼器和古蜀地区存有差异，但更多是相通和传承。如，夏代二里头的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在三星堆有类似发现，二里头的玉牙璋以及祭祀鬼神的陶盉，在三星堆也有大量分布。即使是在夏朝灭亡后，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仍在礼制上保守着中原传统。 从商代礼制上讲，三星堆曾发现中原殷式青铜尊，这次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也有中原式青铜尊出土。尊是酒器，殷人重酒，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酒在商代祭祀礼乐中具有通神的重要意义。而中原礼乐的这一点，也被古蜀人所接受，使用了大量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尊。 再如青铜神树，在中原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建木，是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工作的所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表现的九只鸟，也就是十只太阳神鸟。之所以表现九只，就是暗示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此种观念和表达，都与中原文明别无二致。 又如，中原文明重视的“诸侯以龟为宝”，在金沙出土的大龟，有占卜灼烧的痕迹，也显示了古蜀文明在宗教、礼仪的价值维度，和中原文明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结合这次三星堆的新发现也可以看出，虽然黄金面罩之类显示出古蜀文化的一些地方色彩，但总体看，无论是青铜尊，还是中原云雷纹风格的象牙雕刻，都显示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之下一个分支的事实。□李竞恒（历史学博士、巴蜀文化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