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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媒体记者、教育条口、育儿老母，三重身份交织在一起，基本上给这个人打上了理解教育政策、了解教育生态、关切教育实践的标签。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可能从幼儿园选哪家、小升初注意啥、出国还是不出国、学艺术还是学编程、考外语还是学轮滑等一系列教育问题，都要与之交流探讨，并试图得出个最理智标准的答案。可是，当谈到减负这件令人超级困惑的事情时，她们的想法又是什么？
既不想随便批评，也不愿轻言表扬 半月谈记者 蒋芳 最近我所在的城市正在推进一场减负行动，明确要求学校减少作业、减少考试、不搞排名，在微博上引发了一轮群嘲，现实中抱怨更多。 作为跑教育口记者，也常常被采访对象和身边的朋友追问：“你知道吗，我们孩子班级的群名改成‘快乐学渣群’了？”“老师连作业都不敢布置了，让家长会转达，你们怎么不写稿批评批评？”“快告诉我，这是不是为了阶层分化而搞的一场阴谋”…… 我特别想认真地告诉他们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没那么严重，你听听真正减负政策执行层的“心声”：一位市县级教育部门官员说，减负？年年对各市高考成绩排名，我减了，他们不减，我的排名后退了怎么办？一位班主任说，一减负家长都觉得我们放水，学校考核还不是看我带班的成绩，其他人不减，我的排名后退了怎么办？ 你再看看学校里应付检查的“真相”：不考试，无非就是把考试改名为“练习”；不排名，只不过是不公开排名，老师可以按照考试成绩名次顺序喊小朋友上讲台拿卷子；减少作业，那就是减少笔头作业，增加口头作业，时间和强度差别也并不太大……少数真刀真枪，真的“放养”；多数应付应付，组织“演戏”。 说白了，从主管部门到教育工作者都有点心照不宣，水过地皮湿，“风头”一过，该学的教辅材料还会回到课堂，该有的考试一场也少不了。 职业使命感上头的时候，我恨不得飞快地嘲讽一下这种掩耳盗铃的减负，改革进程中最不需要的是形式主义与虚情假意，连标题我都想好了。但转念一想，老母亲的责任感排山倒海般袭来，逞一时之快，被监督到了痛处的主管部门会不会较真？如果真的取消了考试，没有了笔头作业，校际间执行不平衡、各区之间落实不同步、各省之间认识不一致，这些减下来的“负担”，我又要花多少钱去校外补起来呢？ 实事求是地讲，当下舆论对“减负”的非议更多还是停留在情绪化甚至是污名化的阶段。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教育部门在推进减负时，明确说了不是只减不增，除了严控超纲、超前教学，还要增加体育、艺术、活动、科学等综合素养内容。素质教育改革也有一盘棋的考量，既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解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也在持续整治校外培训乱象…… 世界如此美好，真没必要那么暴躁。我既不想随便批评，也不愿轻言表扬，一切都看改革能否走真心、见实效。 成长道路千万条，还想挤这独木桥 半月谈记者 廖君 刚拿到期中考试的成绩单，作为一位初三学生的家长，看着成绩单上的分数，不自信又着急的我，在其他家长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号称“提分高手”的道法老师微信群，看着群里不断闪烁的报名信息，看着一些家长发的“为什么这个时间段、这个地方的培训班又满员了？老师能不能找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大班啊”，此时环绕在脑子里的就只有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所有家长都把孩子提分的希望寄托在校外培训上。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记者，我曾写过校外培训班的火爆就是剧场效应：你补，我也补——幼儿园学小学的内容，小学一年级学习三年级的内容，小学中高段学习奥数，部分内容甚至是高中的，初中提前学习高中的课程…… 尽管采写的不少稿子里，我劝说家长不要过于看重分数，但中考、高考，差一分达不到分数线，孩子就有可能从省级示范高中落到市级示范高中，甚至是民办高中、中职。每所高中的师资、环境、教学理念都相差悬殊，最客观的是每年高考上一本线的数据，高的可以达到90%以上，低的只有20%左右。面对孩子们人生如此关键的时刻，没有一个家长愿意冒险让孩子在一所普通初中、高中里就读，没有一个家长不想让孩子进入牛校、火班。 的确，不管是教育部门还是新闻媒体，一直宣传的是“成长道路千万条，不一定非要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现在读中职也能走技能高考上大学，还可以选择去国外留学。但在当前的社会上，受传统观念影响，相当一部分家长不愿意、也不放心让孩子去读中职、当蓝领。与此同时，也不是所有家庭都有经济实力让孩子去国外留学。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只能沿袭在国内中考上高中、高考上大学的传统路径，而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快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但目前高考指挥棒仍然是“以分为本”，改变唯分数的中高考指挥棒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广大中小学生仍然要为考试而学，为应试去补。面对现实，我只能一边写着讲素质教育的稿子，一边又把校外培训当作应试提分的法宝。 偏颇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助推了校外培训风蔓延。一些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抢跑”，不管孩子自身特点如何，就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社会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论调，又迫使没有“抢跑”的孩子也加入补课队伍中来，从而使补课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希望仍在前方，相信随着高考改革的纵深推进，小升初、中考都将随之迎来一系列的改革，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素质教育会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长串灵魂拷问，最后自己要崩溃 半月谈记者 潘晔 减负，这个话题讨论太久、太激烈，各种七荤八素的抱怨、吐槽已经从社会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为什么要减负、如何减负、减负何去何从。不同的角度，观点不一，但焦虑无解，纠结如一。同为记者，为母近十载，谈到减负一样不淡定。 把减负放在现实语境中，就是一道道挑战“双商”的选择题：要不要上培训班？是上某思某方还是团名师小课？要不要择校，是“咬咬牙”买学区房还是攒证书、拼民办？要不要“烧钱”上国际学校还是在体制内“一条路走到黑”？ 这还只是考学方面，生活中的“选择题”更是随时让人抓狂，考验父母的心理素质和应急反应：娃磨蹭到很晚作业没写完，是先让娃睡觉还是坚持写完？晚睡影响身体，可这次先睡了娃会不会以后养成磨蹭的习惯？学习起步阶段习惯更重要，要不还是写完？眼瞅着就要到晚上10点半，到底是“写”还是“睡”，是健康第一，还是学习优先，当妈的你得赶紧拿个主意。 减负也许可以减掉一两次作业，却难以解开老母亲的精神绳结。围绕减负的博弈，每天都在老母亲心中无数次复盘、权衡、求解。“捕捉儿童敏感期”“正面管教”“番茄钟时间管理”“不管教的勇气”“解码青春期”……娃也许可以“减减负”，老母亲却学无止境，一直在路上，随时需要精进。 作为高度关注并参与教育报道的记者，我也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把自己从老母亲的角色中抽离，仔细考虑一下“哪些是减负中不可承受的‘沉默成本’”“学区房的合理溢价空间”“上培训班的投入产出比”“补习班、考试和阶层固化的因果关系”…… 有时，还免不了自我剖析一番：在教育的问题上自己有没有犯急功近利的“短视病”？有没有“摁着牛头吃草”，对孩子“唯分数论”？有没有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期盼，在教育投资中存在非理性行为？有没有把自己“求不得”的欲望强加于孩子身上？在陪娃成长的道路上，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大局观念、长线思维、底线意识？ 一长串灵魂拷问，问到最后，自己都要崩溃。谁都不是天生会当妈，直面这些问题，思来想去到最后要么是无解、要么是跟自己和解。教育是社会表达价值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减负，从来就不是焦虑之源，而是焦虑的一个个切面。透过减负，我看到自己的焦虑，自己的纠结，自己的挣扎。 减不减负，往大了看，取决于上层招考制度松不松口；往小了看，是每个家庭的道路选择，取决于你要把娃培养成“什么人”，取决于你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和盘活资源的能力。 都是当妈的，谁不是一路披荆斩棘，打怪升级。都是亲妈，没有不疼娃的。减负在老母亲的题库里，不是“是非题”，而是“选择题”。减不减负，谁不是思量再三，基于现实判断在当下给出的“最优解”。（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22期） |
